眼看著黃巾追兵就要追上來，身后的抱琴突然對著蔡琰道“小姐你們先走，我引開追兵?！彪S后打馬向另外一條路疾馳而去。抱琴以為黃巾肯定會追著自己，誰知黃巾可不會這么想。黃巾本就為打秋風而來，眼看追不上便已經(jīng)放棄了。畢竟能騎馬的很顯然是世家，若真的窮追不舍，會遭到世家的集體報復的。

    在蔡琰正值生死之地，呂恒卻是因為擋住了鮮卑沖擊，并耗退了鮮卑大軍。只是沒想到，不到三天，呂恒被得到了世家的強迫。在如此強逼之下，呂恒只能辭官遠行。連帶的，心灰意冷的黃忠也辭去了官職，隨呂恒奔蔡琰而來。造成如此情形的東漢其實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東漢的“柔道行天下”的治國方針。光武帝劉秀是一個非常講究斗爭策略的開國皇帝，在十四五年的軍事活動中，從不把軍事打擊作為克敵制勝的唯一手段，而是剛柔相濟，文武兩手并用，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相結合。剛以削其力，柔以籠其心，盡量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勝利，即使在力量占絕對優(yōu)勢的情況下，也力求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

    劉秀的這個策略，終東漢一代久行不衰，被廣泛用于鎮(zhèn)壓農民反抗、平定地方叛亂及民族戰(zhàn)爭，宗均、竇固、皇甫規(guī)等，都是奉行和貫用這個策賂的優(yōu)秀將領，說明它適用于各類戰(zhàn)爭。為了籠絡人心，劉秀在處理開國功臣等問題上并沒有采取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種方式。在對待外戚問題上劉秀采取限制其從政權力等方式。而到了東漢末年，這一政策終于發(fā)生改變，他變成了世家欺負豪門的方式。

    但在剝奪和減弱這些上位者的軍權和政治權利同時卻賜給他們大量的土地與財富。這一策略也一直被延用于東漢一朝。政治是經(jīng)濟的延伸，軍事是政治的延伸。當這些上位者的經(jīng)濟實力澎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能會謀求政治與軍事上的權力。這些策略在對于東漢前期社會的和平過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世上無百年不變之法。這些策略在東漢中后期的延用過程中卻對東漢統(tǒng)治產(chǎn)生極大的不利影響。

    東漢時期的豪強地方勢力空前澎漲，例如劉秀母舅樊宏在湖陽經(jīng)營的田莊，其中有數(shù)里面積的樊陂，田地達三百余頃。這田莊通常又采取莊園式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方式，這些田莊里種植著小麥、大麥、春麥、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糧食作物，胡麻、牡麻、藍靛等經(jīng)濟作物，瓜果等蔬菜；

    自己制作各種醬、酒、醋及飴糖等食物；又種植藥用植物，以配藥品。在這種大田莊里，還種植各種林木以及果樹，飼養(yǎng)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產(chǎn)方面，自己養(yǎng)蠶，紡織各種麻布和絲織物，制作衣、鞋，制造農具和兵器等。此外，田莊中也有糧食及農副產(chǎn)品的買賣?？梢姡诘刂魈锴f里，各類生活資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給自足。

    這種生產(chǎn)方式在當時是有得于生產(chǎn)力的提高的，大批新式農具與先進耕作技術都得不了推廣。但嚴重影響了社會經(jīng)濟交流，各莊園如同獨立的王國。一個個莊園或田莊均能做到“閉門為生之具以足”，可以“閉門成市”或“閉門為市”，“謝工商與衡牧”，無需外求，是封閉性的經(jīng)濟實體，商品經(jīng)濟和傳統(tǒng)市場的萎縮，自然經(jīng)濟的加強，也就勢所必然了。這為東漢末年的分裂局面提供了經(jīng)濟基礎。

    東漢時期，封建政府雖在形式上實行嗆篋薄賦的政策，但事實上農民受到多方面的盤剝。當時的自耕農是賦稅徭役的主要承擔者。如漢明帝時，政府下令推廣區(qū)種法以增加產(chǎn)量。

    結果，有些地方通過多報農民耕地，把租稅負擔強加在自耕農頭上。又如東漢初，禁止農民從事商業(yè)活動以妨礙農時，地方官吏及豪強地主遂據(jù)此對農民進行種種限制，規(guī)定有田者不得捕魚，以便他們營私牟利。

    此外還在各種借口下任意征發(fā)，轉輸遠戍等等，更使農民喘不過氣來。而無土地的農民必須依附在豪強地主下才能生存，他們的地租剝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實物地租外，他們還得無償?shù)貫樘锴f主服勞役。

    不但如此，豪強地主還把他們編制起來，組成私人武裝，平時看家護院、巡警守衛(wèi)，戰(zhàn)時則跟隨主人打仗。這種豪強地主的私兵，史稱“部曲”。這為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zhàn)提供了軍事基礎。

    東漢繼續(xù)推行察舉制，注重孝廉一科。但隨著地方豪強地主勢力的發(fā)展，聲望影響逐漸被官僚家族所支配，門第族望成為選舉的主要依據(jù)，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發(fā)展起來。這些世家大族，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就發(fā)展成為門閥士族。同時，那些所謂舉主、府主和門生、故吏互相勾結，又形成一個個官僚集團。這些官僚集團在東漢末年鎮(zhèn)壓黃巾大起義中，乘機擴大了武裝力量，形成了許多割據(jù)一方的軍閥。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東漢末能的軍閥混戰(zhàn)造就了如曹、劉、孫等梟雄，成就了如趙云、陸遜、關羽等一大批的絕世名將，涌現(xiàn)出了郭嘉、孫明、司馬等驚世之才。但東漢末年卻是中國古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

    是時，國之將傾，政之將迭。外戚當?shù)?、宦官專權、連年的軍閥混戰(zhàn)和天災**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危害。據(jù)后漢書記載，“天下旱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道路，至有數(shù)十萬戶。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谷不登，人無宿儲，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這是怎樣的慘況：田野荒蕪長滿了荊棘雜草，桑林廢棄結滿了殘葉野繭，城郭農舍被焚毀還冒著濃煙，旱蝗澇天災過后一片死寂，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易子相食，餓殍千里。連年的殺戮、掠奪、饑荒、疫病及亡匿，使人口劇減。東漢順帝時，全國約有戶口一千萬，人口六千萬；及至西晉建國，全國總人口只有約計八百萬。如果能夠選擇，沒人愿意居住在這饑餓、動亂的災荒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