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驚世駭俗，卻也振聾發(fā)聵。

    沒錯，韓非是把話說得太絕，因此難免片面。實際上社會并沒他說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沒他說的那么險惡。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個好人都沒有。然而他的觀點，卻未嘗沒有一種片面的深刻。

    那么，韓非的深刻之處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這并無新奇之處。事實上儒墨兩家同樣重視制度。儒家尊禮，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兩家的制度，是以仁愛或兼愛為前提的。所以，他們更看重道德。他們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實行。

    韓非卻完全不同。

    在韓非看來，既然人性本惡，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變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來防范人們作惡。韓非說──

    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nèi)不什數(shù)；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23

    意思很清楚：自覺自律的真君子，一國之內(nèi)找不到十個。著眼于沒人膽敢犯法，則天下從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沒用的，以德治國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兩面三刀和嚴(yán)刑峻法。兩面，就是賞和罰；三刀，就是勢、術(shù)、法。所有這些加起來，就是韓非的所謂“法治”。

    這當(dāng)然是顛覆性的。因為華夏文明的正宗和傳統(tǒng)，是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以禮立序，以樂致和，卻未聞“以法治國”也。24

    于是，要德治還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爭鳴。

    德治還是法治

    爭論從孔子的時代就開始了。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晉國繼鄭國的子產(chǎn)之后鑄刑鼎，把刑法的條款向國民公開。這無疑是法家思想和實踐的先聲。因為法家的主張，就是“法莫如顯”，25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26 事實上，公開才公正，公正才公平，這是法治的基本原則。

    然而孔夫子反對。

    反對的原因是要維護禮治，維護禮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為禮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貴。其中第一個字是動詞，也是謂語，即尊崇。第二個字是名詞，也是賓語，即尊者。刑法的條款由尊者或貴族掌握，刑罰的裁量權(quán)由他們把持，就是尊貴的體現(xiàn)之一。

    所以孔子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27

    在，讀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說，民眾都能看見鼎上的律條，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懲罰，憑什么還要尊崇貴人？

    他們只會尊崇刑鼎。

    如此說來，孔子是要維護貴族特權(quán)？

    不，更是為了維護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國，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國。德治的手段是禮，法治的手段是刑。當(dāng)然，這里說的法治，是古代意義上的，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實就是刑治。因此韓非他們的“以法治國”，也應(yīng)該叫“刑律治國”。弄清楚了這一點，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孔子為什么要反對法治和刑治？

    因為治標(biāo)不治本。孔子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8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用政令來引導(dǎo)，刑罰來規(guī)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沒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dǎo)，禮儀來規(guī)范，人民不但知羞恥，而且能自律。29

    這就是孔子堅持德治和禮治的原因。

    顯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惡和不敢作惡，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韓非為什么還要反對？

    因為在他看來，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實現(xiàn)不了。要知道，人們之所以干壞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趨之若鶩；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關(guān)系不大，或許還能講點道德。一旦誘惑無法抵御，或者危害難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顧不上了。

    所以韓非認為，君主治國，只能左右開弓，兩面三刀。左右和兩面，就是賞與罰。只有賞與罰，才能對付利與害。什么禮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問題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嗎？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韓非的主張是：賞，就要慷慨大方，說話算數(shù)，讓臣民有利可圖，這就叫“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就要心狠手辣，從重從快，讓臣民魂飛魄散，這就叫“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執(zhí)法要統(tǒng)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開，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30

    高官厚祿，嚴(yán)刑峻法，說一不二令行禁止，這就是韓非的“法治三原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高壓之下必有良民，則是他的基本觀念。

    這樣的所謂“法治”，難道是我們要的？

    法家頗受詬病，也不奇怪。

    實際上法家的問題不在執(zhí)法，而在立法。立法的問題也不在具體條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鞏固君主的統(tǒng)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甚至不惜文化專制和思想專制。韓非說──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31

    這實在說得很露骨。實際上，無書簡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獻典籍；無先王之語，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遺產(chǎn)。這不就是焚書坑儒的輿論準(zhǔn)備嗎？

    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下成長的國民，大約也只能是“以斬首為勇”的殺人機器。他們在韓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王資”──君王稱霸的資本。

    王資們遵守的，當(dāng)然也只能是王法。

    現(xiàn)在我們陷入了兩難。是啊，韓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嘗不是君主之德？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說給齊景公聽的嗎？32

    一個王法，一個王道，半斤八兩吧？

    看來，必須跳出儒法之爭。

    實際上，斬斷爭論并不難。治國，到底應(yīng)該以德還是以法？當(dāng)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cao作性。所謂“以德治國”，其實是“以禮治國”，或“倫理治國”。德治與法治之爭，則其實是禮治與刑治之辯。

    那就用不著再討論了。

    以禮治國，早已是明日黃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識燕歸來”。至于德與法的關(guān)系，也不難擺平──以法治國，以德育人，也許就是合適的選擇。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這樣一些問題：我們?yōu)槭裁匆蟹?？我們?yōu)槭裁匆械?？我們要什么樣的法？我們要什么樣的德？這不能不想。因為無德之德，必是偽善；非法之法，必為惡法。這樣的虧，我們吃得還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