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洪秀全其實遠沒有林清的天分和才干，所以他的事業(yè)起初遠不如林清之順遂。

    他首先在自己的同學中傳教。由于他的成績在同學中算拔尖的，所以他在同學中還蠻有威信。加上道光十八年的那場大病盡人皆知，所以他說動了同學馮云山和堂弟洪仁玕。

    然而，再往下，他的事業(yè)就難以為繼了。官祿布附近的人都是看著他長大的，知道他到六歲還尿床，九歲時偷村東頭黃阿公家的紅薯被追得哭爹喊娘，不可能相信他是什么真命天子。有一次他到鄰村傳教，居然被人當成犯了瘋病，按到擔架上給抬了回來。屢受挫折，他只好和馮云山相約“云游天下”，到外面碰碰運氣。洪仁玕對科舉還有一點幻想，忙著趕考，沒有參與他們的冒險。

    兩個人首先想到了大城市廣州，那里人煙繁盛，應該有戲。然而，廣州人根本沒耐心聽這幾個鄉(xiāng)下人說“胡話”，整個經(jīng)濟發(fā)達的珠江三角洲都走遍了，連一個人也沒動員到。沒有辦法，他們又回頭北上，進入消息閉塞的山區(qū)，這里倒多少有了點收獲。歷經(jīng)磨難，他們終于掌握了中國秘密宗教的傳教規(guī)律：一、只有在偏僻落后的地區(qū)，人們消息閉塞，頭腦質拙，容易屈從于命運和鬼神，因此容易入教。

    二、免費治病，是傳教的最佳手段。

    三、教主應該盡量神化自己，減少與教徒進行近距離的直接接觸，以避免被人發(fā)現(xiàn)其口臭、六指兒之類暴露其凡俗屬性的細節(jié)。

    于是，他們干脆長驅西進，來到大山叢中的廣西，寄居洪秀全的表兄黃盛均家。

    1845年前后，廣西桂平、貴縣的山村中流傳著這樣一個消息：從廣東來的一個洪先生，曾經(jīng)上過高天，見過天帝，被天帝封為太平天子，來到這里，勸人向善。洪先生有特異功能，“能令啞者開口，風癱怪疾，信而即愈”。不管多么重的病，只要找他摸一摸頭頂，口里念誦念誦，就會霍然而愈。求洪先生治病的人越來越多，不過洪先生很難見到，通常都是一個叫馮云山的人傳話。這位洪先生平時居住在深山之中，來去無蹤，一般人輕易見不著。據(jù)說有一個打柴人在山上遇到洪先生臥在一塊大石頭上睡著了，變成了一條盤在石上的白龍。據(jù)說這位洪先生還會騰云駕霧，一日行千里。

    洪先生和馮云山到處勸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還說，幾年之后，天下將會大發(fā)瘟疫，信教的平安無事，不信的得家破人亡。

    五

    雖然費盡心機，發(fā)展了一百多個信徒，可是洪秀全的生活沒有多大改善。因為深山中的這些窮苦人根本無力供養(yǎng)他們的教主。表兄家連著幾個月的紅薯粥實在倒了洪秀全的胃口。這樣當教主，還不如回老家繼續(xù)當“孩子王”。于是他對馮云山說：“表兄家苦，甚難過意?！币馑际莿e傳什么教了，還是回家過安穩(wěn)日子吧。馮云山意志堅定，不同意撤退，二人“語言有拂逆”。洪秀全一甩袖子，撇下馮云山，自己回老家去了。

    如果沒有幾年后意外獲知馮云山在廣西傳教獲得巨大成功，洪秀全也許就此拋棄宗教家的身份，重歸正常社會秩序之內，繼續(xù)做大清朝的順民了。如恩格斯所說，歷史需要巨人，就肯定會產生巨人。但是這個巨人不會是意志薄弱的洪秀全。

    回到花縣之后，洪秀全繼續(xù)做起了私塾教師。然而“孩子王”的生活過了不久，他又厭煩了。他已經(jīng)屢屢被證明是一個做事沒有常性的人。他突然腦筋急轉彎，既然自己對基督教這么熟悉，為什么不加入真正的教會，做一個領工資的職業(yè)宗教工作者呢？對于一貧如洗的他來說，這也是一個非常誘人的前景。

    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來到廣州，到傳教士羅孝全那里學習基督教理。羅孝全對于一個中國人主動來“尋求真理”十分高興，留他學習幾個月后，組織了對他的面試，以決定是否讓他受洗。洪秀全的前幾個問題都回答得還不錯，但是在一個不怎么重要的問題上，他卻犯了錯誤。

    《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記載，羅孝全是這么說的：“成為教堂的一名成員并不是某種雇傭，也與金錢無關。我們不應出于邪惡的動機而加入教堂?！?/br>
    那意思就是說，入教不是為了謀生，也不是為了發(fā)財或者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這一下，洪秀全慌了?！笆芟春螳@得教堂職位的薪金，在當時是正常的事?！保ā短教靽奈墨I和歷史》）別人都有工資，難道偏不發(fā)給我？他馬上回答：“我窮，沒有生活來源，加入教堂將丟掉我的職業(yè)，我不知以后將怎樣維持生活?！边@句話壞了事，教會認為他動機不純，他沒能入教。

    懊悔不已的洪秀全只好收拾行囊。他不想再回家面對那些笑容中暗含譏諷和憐憫的父老，于是決定重回廣西去找馮云山，繼續(xù)拿山寨版基督教碰運氣。一路上，他都在后悔自己的愚蠢回答。細想一下，他提的根本不是個問題：入了教，教會自然會給自己資金。還是自己的腦筋太笨了！

    因為這一偶然，“洪秀全與基督教會擦肩而過”。如果他順利入了教，很有可能以一個溫飽而體面的傳教士為職業(yè)了此一生，這個偶然推動了他命運的又一個轉彎。《天國的隕落》因此這樣評論道：“這是洪秀全一生中的一大轉折點，對洪秀全本人乃至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br>
    起義

    一

    中國的農民起義，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現(xiàn)象。

    自秦始皇以來，每隔百十年，華夏大地上就會有一次農民起義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調整生產關系，迫使后繼王朝調整統(tǒng)治政策，推動歷史前進”。那些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我們耳熟能詳：陳勝吳廣、紅巾黃巾、瓦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這些大型起義之外，地區(qū)性、局部性的起義更是遍布中國歷史的每一頁。據(jù)學者們統(tǒng)計，僅清代，清初以后二百多年間，散見于《清實錄》的農民起義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們就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這一規(guī)律似乎主要在中國有效。西方的農民起義為數(shù)甚少。西歐從公元八世紀起，史書上才出現(xiàn)農民起義的記載，從那時起到十六世紀，八百年間，幾十個國家里數(shù)得上的農民起義總共不過七八次。西方?jīng)]有一個王朝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西羅馬帝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內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銳，但沒有發(fā)生一次導致改朝換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國的農民起義使命是改朝換代，規(guī)模巨大。而西方農民起義則更像是一種社會運動，破壞性遠較中國為小。公元1024年的法國布列塔尼起義，以恢復古老的村社制度為目標。1525年爆發(fā)的德國農民戰(zhàn)爭，主要目的是宗教方面的——為了增進“上帝的榮耀”，實現(xiàn)“基督教兄弟之愛”。997年，諾曼底農民舉行過一次大起義。一位編年史家記載說，這次起義的原因是農民要“按自己的法規(guī)來使用森林附屬地和水源”。

    如果把起義簡單地等同于革命，我們幾乎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關心政治的農民。

    可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眾所周知，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強、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會不公正的一個群體。

    這樣的一群人甘愿以生命為代價來選擇起義，解釋只能有一個——他們別無選擇。

    二

    中國農民被稱為“民”“百姓”，而西方農民被稱為“農奴”。從字面上看，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遠高于西方。然而事實恰恰相反。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嚴密的一個群體。

    早在商鞅和孟子時代，政治家們就已認定，只有讓農民處于既不“轉死溝壑”，又無“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們世世代代“死徙無出鄉(xiāng)”，才能保證天下太平。從極早開始，中國政治家們就發(fā)明了“戶口制度”和“保甲制度”這雙重控制體系，天涯海角內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被毫無遺漏地織入國家行政網(wǎng)絡之內。在這個控制體系中，居民們一生下來就被登記注冊，不許隨便遷移，不許隨便改變職業(yè)，并且相互監(jiān)視，實行連坐。一家有罪，鄰里遭殃。

    這種控制，實際上比西歐那種莊園農奴制度對農奴的束縛要嚴密得多。

    與此同時，歷代政府又堅持不懈地阻斷民間社會自發(fā)組織的渠道，厲行打擊民間的宗教組織和集會結社行為，使農民在政治上永遠處于一盤散沙狀態(tài)。比如元代政府禁止?jié)h人劃龍舟、趕集、夜間點燈?？堪咨徑碳t巾軍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締了白蓮教。大清律則明確規(guī)定，百姓之間結拜兄弟是犯罪行為。

    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目的當然是為了“萬世一系”，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剝奪農民們的財富以供養(yǎng)自己。中國政權對農民征課的各種租稅，實際上總是遠遠超過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稅一”、“三十稅一”之類的限額。從戰(zhàn)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起義后建立的一個新王朝初期的三十年內，能夠在溫飽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數(shù)時間里，他們都處在為溫飽而奮斗終生的處境之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得多。據(jù)學者推算，去掉賦稅后，中國農民人均占有糧食通常低于640斤。而中世紀歐洲一個農奴的年糧食消費量就達到1070斤。而且，就連這么低下的生活水平，也時常被大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毀壞。

    專制權力只會越來越貪婪。每當一個王朝進入它的中后期，龐大的官僚機器和官僚隊伍總是像腫瘤一般，進入無法抑制的膨脹階段。與此同時，人口越來越多，人均占有資源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線下。餓殍遍地、鬻兒賣女，是每一個王朝末期必然出現(xiàn)的悲慘景象。

    三

    西歐的農奴不僅比中國商、周時候的“眾人”、“農夫”具有高得多的獨立性，就是較之秦漢以后的“百姓”也擁有較大的自主活動余地。他們吃的是面包和rou。他們當然也有可能受到過度的侵害，但是由于西方社會從來沒有發(fā)展到如中國這樣高度一元化、高度剛性的狀態(tài)，所以農民們在與領主利益發(fā)生沖突時，往往有各種反抗的渠道，比如聯(lián)合起來向國王進行請愿。歐洲國王的王權是脆弱的，國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來與貴族博弈。這樣，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約關系。當內部矛盾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時，被統(tǒng)治階級有渠道進行申訴，不同利益集團會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來協(xié)調各方的關系。這就是西方社會沒有中國這樣多而且劇烈的農民起義的原因。

    中國農民卻沒有類似的申訴渠道。他們是被堵住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盤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是社會中最容易受損害的群體。他們沒有組織起來推舉自己的代言人來與其他階層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爺”在史書中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又太少。攔轎喊冤、進京上訪，不但困難重重，而且成功的概率實在太小。在忍無可忍之時，他們也會自發(fā)選擇聚眾示威甚至小規(guī)模暴亂等手段來進行抗爭。然而，不幸的是，他們的抗爭幾乎從來沒有成功過。這種自發(fā)組織起來的行為，觸犯了歷代統(tǒng)治者的大忌，帝王們對這類行為從來都是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讓我們來看一個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統(tǒng)治后期，由于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漲，在全國許多地方出現(xiàn)了佃戶要求減租的社會風潮。一開始，這種申訴活動是和平的，老百姓通過直接向縣令跪求或者罷市的方式進行。然而，官府不是不聞不問，就是敷衍過去。于是，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較激烈的行動。乾隆十一年，福建人羅日光等人“聚眾會議”，暴力抗租。群眾性的暴力事件觸動了帝國最敏感的政治神經(jīng)，這一事件立刻被報告到皇帝那里，乾隆很快專門下達了諭令：羅日光等借減租起釁，逞兇不法，此風漸不可長，著嚴拿從重究處，以懲兇頑，毋得疏縱……

    乾隆皇帝本人是一個非常重視民生的君主。他當政時，曾多次普免天下錢糧。甚至，他在詩文中對饑腸轆轆的百姓也頗具同情、憐憫之心，至于“所愧澤末薄”“輾轉增嘆息”一類憫農自責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當“安定”與“百姓疾苦”發(fā)生沖突時，他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前者。他擔心以下抗上的“刁風”一開，會威脅到“綱紀”，逐漸動搖大清的基礎。對此類群眾鬧事，他必親下諭旨，屢屢強調“此等刁風，不可長也，當嚴拿務獲首犯奏聞”、“嚴行究治，以懲刁風，毋得稍存姑息”、“刁風由茲斯長，不可不為遠憂也”，要求各地官員務必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

    關于民眾與政府的糾紛，乾隆帝講過一句至為精彩的話：“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雖然愛孫子，但是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

    這就是君主專制統(tǒng)治的邏輯。

    在這種思維的禁錮下，政府面對百姓，永遠是一副嚴厲的面孔，絕不認錯，從不退讓，永遠保持著不斷逼近的姿態(tài)；百姓面對官府，永遠是一種恐懼、躲避和馴服的表情，永遠只有不斷退卻、無限度忍讓這一種選擇。一方過于蠻橫，缺乏約束；一方過于懦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在這樣一個沒有自我糾錯能力的傳統(tǒng)社會里，當官進民退到逼近生存這一底線時，只剩下造反這一種可能。

    四

    “造反”，在舊時代的語言里，是最丑陋、最罪惡、最讓人避之不及的兩個字。

    造反不僅意味著一個農民要冒滿門抄斬的風險，而且意味著他要與自己的世界觀、道德規(guī)范或者說“綱?！睘閿?。廣大農民們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說，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

    只有死到臨頭時，農民們才會把手伸向身邊那本來可以屬于他們的糧食：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間有（被捕）獲者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如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br>
    反正怎么都是一個死，相比之下，餓死和做強盜被殺死相比，還是被殺死為好。因為死前，畢竟能飽食幾天。

    中國的農民“起義”，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后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種有計劃、有意識、有組織的行動。

    一人帶頭，群起響應。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缺的只是“出頭的椽子”。

    這些“起義領袖”，很多不過是一群被饑餓折磨得喪失了理智的人。他們中的很多人也許并沒有想到自己的行為是“起義”。然而，從搶到第一袋米開始，他們就成了盜賊，成了最罪惡的人，他們稀里糊涂中，發(fā)現(xiàn)自己居然成了整個社會的敵人和獵物，成了官兵圍剿的對象。他們只好隨手拿起身邊的菜刀和鋤頭，試圖抵抗一下。

    于是，“起義”開始了。

    皇帝夢

    一

    閱讀了堆積如山的原始資料之后，我不得不說，許多書籍過多地強調了歷代起義者的天理，有意識地忽略了他們的人欲，似乎每一個起義者都是懷抱著“民胞物與”、“解放全人類”的雄偉理想揭竿而起的。

    事實上，幾乎每一次農民起義背后的主要推動力之一都是對財富和地位的向往。這種向往光明正大、順理成章，本也毋庸諱言。人欲就是天理。當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秩序不能滿足大多數(shù)人的溫飽所需之時，他們有天然的權利來改變這種秩序。

    在關于洪秀全的研究中，人們充分注意到了他創(chuàng)立宗教時對“四海一家”、“天下為公”、“清平好世界”的追求，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謀生的考慮。

    回到紫荊山區(qū)的洪秀全驚訝地發(fā)現(xiàn)，他這個教主已經(jīng)今非昔比了——馮云山在這里已經(jīng)發(fā)展出了兩千多名教徒。

    在洪秀全走后，馮云山進入大山，靠給人家擔泥、拾糞、割田打谷等謀生，鍥而不舍地慘淡經(jīng)營。由于洪秀全不在現(xiàn)場，馮云山的造神運動少了許多干擾，進展得更為方便順利，終于以紫荊山為中心，形成了一股相當大的宗教勢力。

    洪秀全這次真正嘗到了做教主的滋味?！短教靽臍v史和思想》和《太平天國史》記載，在他的信徒中，不光有窮人，還有一些實力雄厚的地主。比如曾玉珍一族，“全族人丁繁盛，各有田產屋宇，境況已頗富裕”。韋昌輝家也“頗有田產”，“每年可收入稻谷六萬斤”，入會后，“不惜家產，恭膺帝命，同扶真主”。鐘禮芳“居鄉(xiāng)貿易錢米”，多次為拜上帝教“禮獻錢米”。洪秀全和其他宗教上層領袖已經(jīng)可以過上頓頓吃rou的上等人的生活了。

    更為重要的是，洪秀全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成了一個真正的“神”。教徒們對他頂禮膜拜，眼中充滿了敬畏和虔誠。他的每一句無心的話、每一個下意識的舉動都被認為是有意義的。他用過的每一件東西都成了圣品，被信徒們珍藏。他只消點一下頭，這些可憐的人就會毫無保留地向他獻上珍饈、財產直至自己的女兒。據(jù)王慶成編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記載，他憑幾句話就建立起了“公庫”制度，信徒“已經(jīng)將田產房屋變賣，易為現(xiàn)款，交給公庫，每人的衣食都由這筆錢支付，平均享用”。從《天父天兄圣旨》及《北華捷報》相關報道推測，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洪秀全已經(jīng)有了十五位左右的“娘娘”。

    洪秀全大喜過望。直到這時，他才確定宗教之路是正確選擇——宗教把他從無價值、無地位、無尊嚴的絕望之淵中拯救出來，使這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失敗者”變戲法一樣成了天底下最有價值、最有地位、最有尊嚴的“神”。

    僅僅幾個月之前，做一個有工資的教堂工作人員就能讓洪秀全感激涕零，如今，這種小國王式的生活當然讓他飄飄欲仙、心滿意足。如果不是遇上廣西群雄鼎沸烽煙遍地的“革命大潮”，洪秀全很可能滿足于這種地下的富貴，以一個秘密教主的身份終此一生。這種事情，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先例。

    二

    民間宗教或者迷信與農民起義的結合，自始至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定勢。東漢末年，黃巾軍大起義，憑借的是張角創(chuàng)立的“太平道”。北宋的方臘起義和鐘相、楊幺起義，利用的是“摩尼教”。元末紅巾軍起義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白蓮教。這一宗教后來生命力如此強大，以至于明清兩代的所有農民起義，幾乎都有白蓮教背景。

    但我們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那些創(chuàng)建宗教的人，都想推翻政府、稱王稱帝。雖然欲望是沒有邊界的，但理性使教主們不得不小心從事。事實上，歷史上更多的教主滿足于“溫飽”。他們穩(wěn)健而謹慎、狡猾而現(xiàn)實，把教門經(jīng)營成了一樁興隆的“地下買賣”，境界最高者甚至成了子孫世襲的“地下王朝”，既回避了風險，又獲得了最大化的利益。這其中的典型就是清代中前期“八卦教”（也就是“榮華會”、“天理教”的前身）首領劉家。

    山東單縣人劉佐臣在康熙初年創(chuàng)立了“八卦教”。這個教門雜糅儒釋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為主旋律。劉佐臣宣稱，宇宙三世分別由李老君、釋迦如來佛和孔夫子掌管。他說自己是孔子轉世，也就是宇宙的最后主宰。

    這一教門的最大特點是特別善于斂財。它的組織體系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的斂錢系統(tǒng)，其原理與傳銷大同小異：各地分支機構像地主收租一樣，定期收取教徒的“會費”，說是“以出錢多寡定來生福澤厚薄”，說這些錢是“往西天取金沙費用”。這些會費層層盤剝，層層上交。誰發(fā)展的下線多，誰抽的頭也多。當然，最大的抽頭者是劉佐臣，所有的錢，最后都有一部分會層層匯總到山東劉家。

    配合這種斂錢體系，劉佐臣在教門內部推行“儒教專制化”。他用儒學綱常為教內紀律服務，強調分尊卑、明長幼，要求信徒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在教內建立了嚴格的層級體系，按官位大小，依次分肥。到嘉慶年間，這個教派的層級體系發(fā)展完善到與一個王朝相似：“秋仕”相當于秀才，“麥仕”相當于舉人，“號官”相當于縣官，“法官”相當于知府，教主當然就相當于皇帝，教內成了專制小朝廷。教主到各地視察，有專人打前站，見面時“文武大臣”分列兩旁，山呼萬歲，對“皇帝”之命唯命是從。甚至“皇帝”說自己流下的鼻涕是玉漿，信徒們也搶著吃。

    這一教門的另一個特點，也是最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是一個世襲的宗教。劉佐臣精明無比，一開始就將這一教門設計成劉氏家族的“吃飯本兒”。他既稱自己是孔子轉世，又稱孔子世世代代在劉家轉世下去。因此從康熙初年至嘉慶二十二年間，雖然屢遭政府打擊，但他的后代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傳承六代，歷時一個半世紀，幾乎像一個王朝。

    為了保持既得利益，這一教派一直保持地下狀態(tài)，從不公開活動。它滿足于事實上的“小王朝”，而絕不對現(xiàn)實秩序發(fā)動任何挑戰(zhàn)。不但不挑戰(zhàn)，它甚至還地上地下兩不耽誤。劉佐臣死后，他兒子劉儒漢繼續(xù)經(jīng)營。劉家已經(jīng)積累了相當多的財富，劉儒漢已經(jīng)不再滿足于充當?shù)叵隆靶敖獭苯淌?，還想獲得現(xiàn)實世界的“功名利祿”。于是他在康熙四十五年捐官，花了銀子1700兩，外加1040石大米，共合4600余兩白銀，“旋由捐納選授山西榮河縣知縣”，走馬上任，給大清朝服務去了。直到康熙五十八年“犯案”，被“參回原籍”，他一共做了十幾年清朝的地方官。

    及至乾隆年間，劉家的財富積累得更多。乾隆皇帝打擊這個教門，抄家時起獲大小貯銀罐27個，共計白銀12427兩，黃金一小錠，二兩五錢。此外，還有“田莊數(shù)處，地數(shù)十頃”。這當然都是教徒們的奉獻。

    當然，世襲現(xiàn)象并不是“八卦教”的專利，明清時期，這樣的教門層出不窮，比如“黃天教”的李家、江南“齋教”的姚家、“清茶門”的王家等。他們的家族統(tǒng)治有五代，有十代，長達一二百年甚至二三百年之久。和王朝的統(tǒng)治者一樣，這些世襲宗教教主都熱愛穩(wěn)定，即使在動亂之時，這些家族也很少有揭竿而起者。這種不參與政治的做法，事實證明是十分明智的。林清等少數(shù)幾個違背“八卦教”傳統(tǒng)、舉起造反大旗的人，最后的結果無一不是殞身滅族。

    三

    在開始創(chuàng)立拜上帝教時，洪秀全并沒有想到要公開造反。王慶成在《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中令人信服地證明，洪秀全首次去廣西傳教時，并沒有任何革命思想，他“所宣傳的并沒有超越《勸世良言》的范圍。誰都承認，《勸世良言》不是一本革命的書；相反，它實際上是一本教人不革命的書”。

    回到花縣之后，洪秀全寫了一些闡述其教義的文章，比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與我們猜測的不同，這些文章宣傳的不是造反，相反，它們批判造反。王慶成說：“（《原道救世歌》）糅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語，苦口婆心地勸世人拜上帝，學正人，捐妄念。如詩歌的題名所示，這是當時的洪秀全為了拯救邪惡社會的‘救世’方案。這個方案，也沒有任何反對現(xiàn)存統(tǒng)治秩序的革命傾向?！边@首詩歌中甚至謾罵李自成、黃巢、項羽這些起義領袖為草寇，詛咒起義和戰(zhàn)爭：嗜殺人民為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

    白起項羽終自刎，黃巢李闖安在哉！

    ……很顯然，第二次進入廣西之前，洪秀全還是只想收徒斂錢，建立秘密天國，以地下溫飽富貴為滿足。但是第二次入廣西后，形勢與前次已經(jīng)大有不同。

    道光三十年的大清王朝，從各個方面都已經(jīng)顯露出徹底崩潰的征兆。特別是在天高皇帝遠的廣西，政府的控制力已經(jīng)下降到極點。廣西本來就是“會道門”遍地之處，國勢衰微，越來越多的人試圖一逞?！墩摶浳髻\情兵事始末》記載：“道光二十七、八年間，楚匪之雷再浩、李元發(fā)兩次闌入粵境，土匪陳亞潰等相繼滋事，小之開角打單，大之攻城劫獄，浸成燎原之勢?！钡拦馊晗那?，陳亞貴等起義軍一度攻占荔浦、修仁、遷江縣城。廣西形勢大亂，各地鄉(xiāng)紳紛紛組織團練，鎮(zhèn)壓本地的“會道門”。拜上帝教也在團練們敵視的范圍之內，數(shù)次與之發(fā)生沖突。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拜上帝會”想安安靜靜地建設自己的地下天國已經(jīng)不可能。

    不過，洪秀全及其高層干部還是權衡了很長時間。畢竟，造反的風險每個人都知道，前車之鑒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天理教”起義就是一個錯誤。林清本來可以像他的前輩劉佐臣一樣，自己廣置妻妾，吃香的，喝辣的，把“天理教”經(jīng)營成世襲教派?？墒?，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過度膨脹的結果是他被凌遲處死。

    但是，此時的形勢和林清之時確實有所不同。大清王朝的滅亡已經(jīng)是可以預見的事，而這時拜上帝教信徒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一萬多人，趁亂起兵以圖大事，似乎已經(jīng)有了資本。更何況，除了“救民于倒懸”的“革命大志”外，毋庸諱言，洪秀全的“皇帝夢”和高級部下的“將相夢”潛伏多年，此時像一頭躍躍欲試的小獸，早已按捺不住了。

    四

    “做皇帝”恐怕曾經(jīng)是舊時代每個男子的白日夢的內容。這是傳統(tǒng)中國人塵世夢想的極峰。這不足為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男人恐怕都夢想過當皇帝、當國王。問題是，將這個夢想付諸實際cao作的中國人，肯定多過世界上其他國家之總和。事實上，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每一個朝代，不管是國力強大還是空虛，統(tǒng)治清明還是混亂，都有許多被“皇帝夢”所驅動的人試圖一逞英雄。

    清末民初，有一個叫張相文的人，搜索歷史上的成王和敗寇，寫成兩卷的《帝賊譜》。他草草搜羅的結果是七百余人曾妄圖稱帝。我們可以確切地說，這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過去的一千多年中，中華大地上每年都會有將皇帝夢付諸實踐者。

    閱讀其他國家的歷史，我們極少發(fā)現(xiàn)類似的“皇帝案”。王學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一位同事從日本游學回來，談到日本民俗時說到，他曾問過日本學者：“日本人有沒有想當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驚訝低說：“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睔W洲歷史上也出現(xiàn)過許多次農民或者說農奴起義，但是這些農奴起義的領導者極少稱王稱帝，“他們的理想是回到古老的農村公社去，以恢復被農奴制度貶低和摧殘了的自身價值”。而不是像中國農民這樣，建立新的王朝。我們也許有充足的理由說，“皇帝夢”是中國這塊古老土地的“特產”之一。

    五

    中國社會自秦始皇以后，就與眾不同。用程歗先生在《晚清鄉(xiāng)土意識》一書中的話來說就是：“中國農民和歐洲農奴的反抗斗爭就具有不同的心理基礎。歐洲農奴的生活方式產生不了以奪取皇權為目標的反抗意識，而中國的農民起義……無不是企圖依照傳統(tǒng)王朝的權力模式，建立農民的理想王朝?！?/br>
    世界上其他傳統(tǒng)社會，大多缺乏流動性。無論是西歐和日本的封建社會，還是印度的種姓制度，各階級都藩籬森嚴，大門緊閉。貴族永遠是貴族，農奴永遠是農奴，武士永遠是武士。人們缺乏奮斗意識，更愿意聽從命運的擺布。

    而中國獨不然。秦始皇早在兩千年前就掃滅了貴族階層，除皇帝外，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唐太宗又成功地運行了科舉制，建立了最“公平”的官員選拔機制。因此，中國傳統(tǒng)社會很早以前看起來就十分“現(xiàn)代”，存在著社會垂直流動的大量機會。潘維《中國黨政體制——現(xiàn)行政體的由來》中說：“就傳統(tǒng)官僚專制社會所具有的社會流動程度而言，中國可以說是人類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具階層開放性結構的社會?！?/br>
    這種流動性，用文雅的詞匯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則是“富不過三代”。相對其他文明來說，中國社會中沒有不可突破的森嚴壁壘，每個人都有通過自己的奮斗改變命運的一線之機，所以中國人奮斗意識是世界最強的。

    中國人改變命運，無非以下幾種方式：一是通過克勤克儉的努力，發(fā)家致富，由貧農而富農，而地主，而大地主；二是通過供孩子讀書，孩子“十年寒窗”后，一朝中第，“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帶得全家雞犬升天；三則是奇跡般的“發(fā)跡變泰”。這是宋代以后流行于民間社會的演義評書中最受聽眾歡迎的內容。

    而“發(fā)跡變泰”故事中，最為刺激的當然是由一介平民而成為天子。事實上，這種故事由劉邦第一個以其親身實踐講述之后，歷代效法者無窮。特別是唐代以后，中國的皇帝大多是起自底層。這種示范效應令“發(fā)跡變泰”故事在民間四處流傳，導致了“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流傳。

    事實上，“做皇帝”以及“擁立皇帝”已經(jīng)是傳統(tǒng)中國人的奮斗途徑之一。

    中國歷史上重復過無數(shù)次的一個雷同情節(jié)是，一些人發(fā)現(xiàn)身邊的某人“有異相”，遂死心塌地地跟隨他謀大事，以圖“潑天的富貴”。

    馮云山這個有一定文化素養(yǎng)的人那么迅速地成為洪秀全最堅定的信徒，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洪秀全的面相。馮云山會相面，他“少與洪秀全同學，嘗謂秀全多異相，豁達大度，有王者風。因歷舉古今成敗事說秀全，教以起事。以故二人深相勾結”。

    王倫之所以起義，除了“夢見是龍”外，精于相面的梵偉對他的持續(xù)鼓動也功不可沒。史載，梵偉“妄談天文讖緯”、善于巫術，他經(jīng)常對王倫說：“予閱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輩位至督撫，衣錦食rou，能生殺人，亦徒擁虛名，按其才與貌，終出君下。予以君擘畫，十年當為君姓上加白，毋自棄也?！?/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