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法海也是第一次見到如面前這樣令他覺得詫異的存在。

    若說面前之人是人族修士，他身上陽氣全無，顯然不該再存在于人間。然若說他是鬼修……法海接受的傳承里所說的含冤或暴死，死后羈縻的厲鬼，他這么多年來一直不曾見過。而哪怕是神志清醒的鬼怪，至少在他所認知里，也不該這樣陰氣淺薄到幾乎不可見。

    他有一雙神通眼，任何妖魔鬼怪都無法在他面前掩飾自己的本源之氣，所以法海能夠看破珍娘、撲天鷹的斂息之術(shù)，輕易看出他們身上的妖氣。

    所以他更不明白，陽氣全無，陰氣幾近于無的城隍，到底是依仗什么而在人世立足的。

    他志在降妖除魔，妖魔鬼怪、魑魅魍魎自然都在法海意欲為人間除去的“害”之范圍內(nèi)，但眼前之人，真的能算鬼怪嗎？

    “吾乃杭州城隍?！背勤螂m不滿法海舉動，但阻止及時，如今事態(tài)并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他倒也沒有怒形于色，而是平靜地解答了法海的疑惑。

    “您是……劉英國公？”

    凡城隍者，必經(jīng)民心所向的朝廷冊封，再得地府應(yīng)允，方才能拿到由天條借天地之力形成的、代表一方權(quán)柄的城隍印。

    是以作為土生土長的杭州人的許宣自然知曉他們所在的這方土地的城隍究竟是誰。

    說來這位劉英國公也堪稱仁宗朝時的傳奇人物。

    他本是官宦公子，因少時身犯宋律，雖于當朝皇太后有救命之恩，得認義子，仁宗皇帝更親口允諾他法外開恩，卻仍甘愿依律徙邊關(guān)以贖己罪。

    因著這一段舊事，他與當時尚還只是開封府尹，親自判了他流刑，其后平步青云，被世人稱作“包青天”的包公結(jié)為忘年之交。包公對外從不掩飾對他的欣賞，兩人一在朝中，一在邊關(guān)，卻不曾斷了聯(lián)系，而是常有書信來往。包公待他如自家子侄，而劉英國公每每提及包公，也都尊稱一聲“老師”。

    彼時夏賊自立，朝中文武就是戰(zhàn)是和一事爭論不休。雖仁宗皇帝力排眾議，出兵伐夏，但軍備廢弛，武將又受制于文官統(tǒng)帥，往往錯失戰(zhàn)機。

    直至康定元年，金明寨一役，身在軍中的劉英國公機緣巧合下識破了夏賊的詐降之計。又臨陣而先，配合延州軍大破夏軍，給疲乏已久的宋軍帶來了難得的勝利。

    朝中的風聲有所改變，而常年經(jīng)略西北邊防的武將們也突然意識到了劉英國公身份的妙處。

    他外祖是當朝宰相，父親是正兒八經(jīng)科舉晉身的文官，自己又與當時已經(jīng)是御史中丞，在文官中素有聲名的包希仁有半師之誼。這個本該根正苗紅的未來文官，偏偏又有著太后義子、官家義弟這樣近似于勛貴的身份。加之陰差陽錯來了邊關(guān)，還因戰(zhàn)功加官進爵，扒拉一下，未必不能拉攏到武將這邊。

    不說別的，單就他在邊關(guān)冒頭后，于后勤物資一事上，上有當朝宰執(zhí)直白撐腰，下有一向主張不分文武之異以用人的包希仁使力，后宮中還有太后放出話來。沖著這大批大批送到邊關(guān)，原本不知需要他們上書多少遍，還要被克扣削減的糧草軍械，武將們便是白送他功勞也愿意，更何況還是有真才實學，可以寄予厚望的可塑之才。

    [1]《國語·周語下》曰：“夫?qū)m，音之主也，第以及羽?！?/br>
    [2]《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志第一百六·輿服五》 ：“公服。凡朝服謂之具服，公服從省，今謂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lǐng)大袖，下施橫襕，束以革帶，幞頭，烏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3]《太上老君說城隍感應(yīng)消災(zāi)集福妙經(jīng)》：“護國安邦扶社稷，降施甘澤救生民。統(tǒng)轄大兵巡世界，賞善罰惡日同明。正直公忠判生死，禍yin福善闡威靈?！?/br>
    [4]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br>
    [5]包拯：“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觀其人如何爾。必當考以應(yīng)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御觽之宜，觀辭氣之緓奇，舉動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于此?！?/br>
    第155章 番外·金蟬

    而劉英國公最后也不曾辜負武將們的期待。

    他不但于戰(zhàn)場上表現(xiàn)出過人的英勇和用兵如神，幾場戰(zhàn)役下來，飛快地成長，更是以自身與太后、皇帝及朝中文臣的關(guān)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朝堂大勢。

    邊疆大勝，本就讓朝中主戰(zhàn)派隱隱站了上風。王相勸不動外孫由武轉(zhuǎn)文，女兒在女婿那兒受了委屈后，更是堅定地支持外孫的一切任性。他心中對女兒有所虧欠，拗不過兒孫，也只好盡量不著痕跡地改變自己的立場，“背叛”文官陣營。

    再加上仁宗皇帝嘗到了幾場勝利帶來的威望與甜頭，對太宗皇帝定下的“興文教，抑武事”之國策態(tài)度曖昧了起來，朝中重文輕武的風氣終于有所改變。

    終劉英國公一生，雖不曾長駐邊關(guān)，但卻深刻地影響了大宋與西夏之間的局勢，更影響了宋朝武將的地位。

    當世之人并不知道，在另一段歷史中，宋軍曾多次敗于西夏，最終不得不承認西夏立國；而在此期間更是被遼朝乘隙而入，被迫增歲幣予遼。

    他們也不會想到，若不是自仁宗朝后，大宋武將地位得到提升，軍中不再以文官鉗制武將，更有許多精通兵法、胸有韜略之人不再執(zhí)著于文官這條青云路，而是選擇投身軍中，十余年前，或許他們也會經(jīng)歷難以想象的戰(zhàn)亂，親眼目睹大宋國土不斷淪陷，朝廷南渡，升杭州為臨安府，在無數(shù)人心中刻下永遠不能忘懷的靖康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