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或是尊重，但并不是服從和擁護。

    陳文強并不是非要與北辰過不去，他只是不贊同北辰的革命方略，只是對北辰的言辭和行事持反對意見。

    “我首倡推翻專制建立共和，我首倡革命，離開我講民主共和，乃是南轅北轍，大家都要服從我；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說除我外，沒有革命導師了……”

    盡管北辰并沒有把這樣的話付諸于外，但陳文強卻讀懂了他的心理，也正是這樣，他才選擇了另起爐灶，選擇了組建并資助復興會，選擇了樹立并扶持宋教仁這個能夠虛心接受意見，能夠納諫如流的領袖。

    地球離了誰都照樣轉，別太把自己當回事，也別太把別人不當回事。首倡革命不假，一個“革命先行者”的名頭是不是已經很夠褒獎呢？難道就因為是首倡，便要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化身，把自己的理論和方略視為金科玉律的革命真理？

    不，連穿越者陳文強也不敢如此狂妄自大。他也就更不會習慣于崇拜于某人腳下，盲從所謂的革命唯一領袖。

    一個固執(zhí)己見，甚至是跋扈的人，是得不到陳文強的贊賞和支持的。這也就是包括查理宋在內的一些人屢次相勸，甚至安排機會讓兩人面談，也沒有得到他們所希望的結果，沒有使陳文強拜倒敬服，從此忠心追隨。

    北辰作為一個職業(yè)革命家是值得贊揚的，但未必就是一個合適的國家的領導人，未必能有建設國家的能力，未必有在復雜國際形勢中縱橫捭闔的睿智。就象歷史上的丘吉爾，堅忍不拔地領導英國人民打贏了二戰(zhàn)，但也就此而已。冷靜的英國人民很快便選擇了他們認為更加適合時代形勢變化的新領導，把聲望卓著的老英雄推到了一邊，令世人瞠目。

    相反，宋復華在思想理論上則更加切合實際。就以借外債為例，他與陳文強交流的時候，便曾言道：“蓋以吾國今日之狀況論之，資本缺乏，產業(yè)幼稚，國民經濟枯槁之現象，已達于極致。各國投資貸款之來，雖由于其經濟的侵略政策，而吾茍能諳于管理之法，使用之途，與夫一切關于財政之準備，亦未嘗不可利用之?！?/br>
    與陳文強相似，宋復華對均勢外債也持贊同意見，他認為列強間互相牽制，此正中國善有以自處之一機會也；不特有以自處而已，更宜進而為牽制各國之動力，以長久維持均勢之局。

    雖然兩人之間也有分歧和爭論，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統(tǒng)一意見，但在大方面，說是志同道合也不為過。

    而復興會能夠如此快速地發(fā)展起來，這與領導人之間的精誠團結是密不可分的。起初或許是因為陳文強財力雄厚，很多意見有屈從的意味。但革命形勢的變化確實很符合陳文強的設想，從而也很大程度地證明了他的革命方略的正確性。到了現在，道路已經確定，各項革命工作走上了正軌，前途一片光明，大部分時候的意見統(tǒng)一也就順理成章了。

    一明一暗，互相促進，相互借力，革命形勢的樂觀是顯而易見的。當然，這些只為少數的高導領導所明白，更加不為外人所知。

    歷史不能重演，但近似的場景卻可能出現。革命軍西南起事，打到現在，便頗有些象太平天國永安建制前后的狀態(tài)。

    從表面上看，圍攻或者說圍困西南革命軍的清軍在數量上占有優(yōu)勢，態(tài)勢看似有利，卻存在著致命的隱患。

    首先是多頭指揮：由于清軍是由各省抽調而來，雖然有錫良這個名義上的總指揮，但分防各地的部隊長官往往各行其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畏戰(zhàn)、怯戰(zhàn)的心態(tài)相當普遍。而部隊之間不團結，配合不力，甚至時或互相拆臺，這樣的指揮層應付平穩(wěn)戰(zhàn)局尚可支吾，一旦戰(zhàn)況突變，就很難作出準確、及時的研判和決心。

    其次是兵力分散：由于處于包圍態(tài)勢，清方不得不將兵力分散在相當廣闊的范圍的多處要點，前敵兵力不敷，后方的二、三線更形空虛，不得不大量依靠壯勇、團練補數，這種布置是建立在革命軍沿襲死守戰(zhàn)略的假定上的，一旦對方轉趨攻勢，集中突破一點，清軍很難阻擊，且第一道防線一破，空虛的腹地將立即暴露在革命軍的兵鋒之下。

    后勤呆板也是一大隱患：清軍還沿用陳舊的制度保證軍需后勤供應，這種體系的優(yōu)點是管理便利，供應穩(wěn)定，適應陣地戰(zhàn)、圍攻戰(zhàn)需要，缺點是不適應戰(zhàn)場流動多變的野戰(zhàn)模式，一旦革命軍跳到外線作戰(zhàn)，這一體系將很難迅速跟進實施保障。

    反觀革命軍，在起初的猛烈進攻并奪取了相對穩(wěn)固的根據地后，在西南大搞整頓，不僅是招兵買馬，訓練部隊，壯大軍力，更把重點放在政務、經濟方面，等各項制度建起，便是猛虎出柙，大展拳腳的時候了。

    而在這段時間里，戰(zhàn)場上也不是一片寂靜。其中有清軍的進攻、防守，有革命軍的襲擾、反擊，規(guī)模都不是很大。但清軍各部的弱點正在被革命軍所一一掌握，比如憚于rou搏，意志脆弱、怕苦怕累，軍事部署缺乏整體性，領兵將領及士兵都缺乏實戰(zhàn)經驗等等，這都為革命軍的反攻積累著必勝的把握。

    至于反攻的方向，則是相當地出人意料。四川，革命軍要大致沿著當年蒙古人攻取大理的道路，北渡金沙江，攻入天府之國，將革命烈火燒向腹地。

    其實說出人意料也不完全是，從清軍的整個包圍圈來看，北面是相當虛弱的。四川的新軍嘛，不僅僅是剛剛編練，而且據情報來看，還是一支很奇葩的隊伍，與清末的其他新軍有著很大的不同。其他地方都是新軍比舊軍能打，但在四川卻不是這樣，混入了大量袍哥的四川新軍的戰(zhàn)斗力不僅低于舊軍，似乎還有著很不錯的革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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