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堡至紐約的快船一周兩班，天氣好的話往返只需要12天時間，1929年相對短暫的春季，張海諾一共坐了4趟。之所以這樣頻繁往來于歐洲和美洲之間，是因為那場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氣味越來越濃重。盡管華爾街股市行情依然看好，盡管大多數(shù)美國人和他們的政府都對前景感到樂觀，但報刊上已經能夠看到不少“警惕危機”的文章。和大多數(shù)時候一樣，這種文章不論有多么精辟和出色，也不管它們是出自大名鼎鼎的經濟學者還是證券分析者或是撰稿人，大多數(shù)人不是把它們當作危言聳聽的傳聞，就是嘩眾取寵的報道。

    通過這些主流或者非主流的報紙，張海諾記下了這些提出“危機論”的學者和分析家的名字。在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面前，他們無疑是頗有先見之明的人。剛開始的時候，張海諾試著通過書信聯(lián)絡的方式和這些人交流看法，并根據(jù)收信人身份的不同使用不同的署名——德國海軍總參謀部特別項目組負責人，紐約金融市場的投資人，亦或是全美咖啡的榮譽董事。這樣的“區(qū)別對待”，加上他隨信附贈的“小禮物”，使得他受到回信的幾率很高。對于那些確有才華的，他會不辭辛勞的前去拜訪——在平常年代，諸子百家的經濟理論令人眼花繚亂，要想從中挑選人才并不容易，而風暴來臨前能夠敏銳發(fā)現(xiàn)異常的，即便尚無名氣，也要比那些只會夸夸其談的大家更具實干才能。

    張海諾結交這些經濟學者，并不是要一股腦的將他們收為己用。作為理論學者，他們在營銷方面無一勝過卡萊伯，縱橫股市絕不是格雷厄姆的對手，但他們卻有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經濟層面的“建筑師”。張海諾不斷結交這樣的人物，通過和他們建立友誼逐步加深了解，以辨別他們那些是真正才華橫溢的大師級人物，哪些是只會利用淺顯理論聒噪的“半桶水”，后者顯然是不值得他去招攬的。

    在20世紀初期，歐美經濟學者大都以院校教授為主，他們有的成名已久，并為人們所尊敬，甚至能夠在政府部門謀得高級顧問的美差，但更多的卻只是普普通通的大學教員，每個月領著固定不變的工資，偶爾利用在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為某些報刊撰稿來補貼家用，張海諾所拜會的人中，以后者的情形居多——那些名聲在外的，對于一個富有的敬仰者并不感冒，他們的回信往往傲慢不堪，甚至對張海諾以后世者提出的正確論斷不屑一顧，這種情況張海諾向來是將其列入聯(lián)絡黑名單的。

    德國雖然不乏優(yōu)秀的經濟學人才，但最早建立金融市場并長期扮演世界金融中心角色的英國，在這方面更配得上“人才濟濟”，而近百年來經濟取得長足進步并且逐步取代英國在世界金融界地位的美國同樣擁有大批優(yōu)秀人才，然而張海諾起初并未料想到，最讓自己欣賞的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美國人，而是一個在愛爾蘭都柏林大學擔任初級教員的年輕人。

    在都柏林大學附近的咖啡館里，張海諾第一次和這位全名阿爾拉德.卡萊頓.拉德拉.布利斯特的愛爾蘭青年見了面，但在這之前他們互通書信已有三個月之久。阿爾拉德畢業(yè)于他目前任教的這所都柏林大學的商學院，畢業(yè)后曾作為證券分析師在倫敦股票交易市場工作過一段時間，后聽從恩師召喚回到自己的母校任教，他的導師是愛爾蘭富有盛名的經濟學家布克博士，也是這所學校如今的商學院院長和終身榮譽教授。

    張海諾在眾多學者中注意到阿爾拉德，緣于他發(fā)表在泰晤士日報上一篇名為《不平衡的繁榮》的文章，阿爾拉德在這片文章中分析大戰(zhàn)結束后美國靠對德國貸款和國內信貸消費繁榮，法國靠巨額賠款和貿易保護取得經濟增長，英國經濟則在國際競爭中衰落，脆弱而缺乏競爭力的日本在接二連三的危機中震蕩，而德國雖然要對外支付巨額戰(zhàn)爭賠款并失去阿爾薩斯和洛林，國內社會動蕩，卻依靠巨額外債更新了工業(yè)設備，重新成為世界第二工業(yè)強國。這種不平衡的繁榮，終將以一場經濟大蕭條來獲得符合自然規(guī)律的平衡。

    就在這篇文章發(fā)表后一個多星期，張海諾和阿爾拉德開始通過書信交流看法，相比于蹩腳的口語，張海諾的英文書寫相對流利很多，他利用自己提前知曉1929年爆發(fā)經濟危機以及后來世界經濟發(fā)展態(tài)勢的優(yōu)勢很快和阿爾拉德建立了一種相互理解和尊敬的關系。

    就在不久之前，德國海軍高層通過了一項旨在重建一支現(xiàn)代化海軍的秘密計劃，該計劃中包括組建一支由8艘中型潛艇組成的小規(guī)模潛艇部隊，這些潛艇將交由總參謀部海外項目部在南美的秘密合作伙伴施奈德造船廠建造，由克萊斯特博士設計的ub-901型潛艇獲得海軍技術部認可，并被選為第一批3艘潛艇即u-1、u-2、u-3的原始設計方案。海軍部隨即從有限的經費中撥出230萬馬克作為建造這3艘潛艇的啟動資金，3艘潛艇預計將于1931年前全部完成，屆時德國海軍潛艇部隊將迎來自己的新生。

    為了促使這個秘密建造潛艇的方案獲得通過，張海諾連續(xù)奔走于海軍高層之間，雷德爾在海軍的影響力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在方案確定之前，張海諾又親自陪同海軍部為此專門成立的項目組前往巴西考察施奈德造船廠的技術能力，造船廠為此還專門向他們公開了一部分秘密的潛艇研究和制造設施——對于這里的設備，海軍技術人員相當滿意。

    等到海軍部劃撥的資金到位之后，張海諾終于從繁忙的公務中抽身出來。在此期間，阿爾拉德在泰晤士日報上發(fā)表了另外三篇文章，以審視時局為基礎，很好的揭露了各國經濟發(fā)展表象下潛藏的巨大危機，加上恩師的力薦，他在英格蘭的數(shù)所較為名望的院校展開了一次巡回講演，并在一些上流人士的聚會上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這樣的機會，對于一個不滿30歲的學者來說實屬難得，但年輕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因為人們潛意識中喜歡通過年齡和資歷來判斷一個人的能力。張海諾很快了解到，阿爾拉德傾注心血進行的這一系列巡回講演被英國主流媒體評論為“駭人聽聞”，他本人也被英國報刊“無畏無知的愛爾蘭人”。在一次上流人士的聚會中，他甚至還受到了倫敦證券委員會人士的當面嘲笑。

    “真理在被證明之前往往被世人看成謬論！”

    張海諾試圖以此來安慰這個頗有前途的經濟學者，但阿爾拉德似乎對大眾的眼光過于失望，竟準備辭去目前的教員職務投身商業(yè)，“一想到人們對我的評論，我就無法站在講臺上全心全意的授課，有時候我甚至覺得學生們眼里都帶有諷刺的成份！”

    對于有心招攬人才的張海諾，這不是一個壞消息，他隨后拜會了阿爾拉德的導師布克博士，布克贊同阿爾拉德通過實踐來提升自己對理論的認知，另一方面也順便積累自己的名氣。在這種情況下，阿爾拉德很快接受了張海諾提供給他的工作：全美咖啡首席財政顧問。

    1929年夏天，張海諾穿越來到這個世界后的第13年，雖然比預期的早了4個月，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終究還是像一場暴風驟雨般降臨了。引發(fā)這場經濟危機的源頭，仍然是華爾街股市的崩潰。

    由于事先進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規(guī)避措施，格雷厄姆-紐曼公司和全美咖啡將損失降低到了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但對此毫無準備的美國大眾卻在這次股災中損失慘重，而股市的暴跌只是這次經濟危機的開端，接下來，美國大量抽回對德國的投資，德國經濟跟著全面崩潰。英國在德國也有大量投資，英國證券市場應聲倒地，英國經濟陷入危機。法國經濟的獨立性相對高一些，但也擺脫不了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而且此前法國經濟本身的也早已出現(xiàn)投資過熱，到1930年，法國終于陷入危機。這樣，一場席卷全球的大蕭條拉開了序幕。

    這場危機爆發(fā)的根本原因，正如阿爾拉德的“不平衡論”一樣，緣于戰(zhàn)后經濟發(fā)展的巨大不平衡——戰(zhàn)后美國靠對德國貸款和國內信貸消費繁榮，法國靠巨額賠款和貿易保護取得經濟增長，英國經濟則在國際競爭中衰落并出現(xiàn)經濟停滯，日本經濟脆弱而缺乏競爭力，且在接二連三的危機中震蕩。德國雖然要對外支付巨額戰(zhàn)爭賠款并失去阿爾薩斯和洛林，國內社會動蕩，卻依靠巨額外債更新了工業(yè)設備，重新成為世界第二工業(yè)強國。

    從技術上看，一戰(zhàn)以后的繁榮似乎有著很堅實的基礎。汽車、化學、電氣是這一輪技術革命的主導力量。美國的汽車產量從1919年的150多萬輛增加三倍，達到平均每六人一輛汽車的水平，其產值占到全國總產值的8%。發(fā)電量增長一倍以上，各種電機及電器日益普及，電冰箱、洗衣機已成為日常用品。家電產值從1921年的1060萬美元，增到1929年的4.16億美元?；瘜W工業(yè)變得非常龐大。煉油業(yè)發(fā)展迅速，汽油產量從1919年的0.86億桶增加到1929年的4.39億桶。汽車輪胎的需要推動了橡膠工業(yè)的發(fā)展。人造絲、化肥等新興產業(yè)也迅速崛起。

    但是，美國造船業(yè)仍然缺乏國際競爭力，船舶市場主要為英國和德國所占領。制鞋及紡織業(yè)等勞動密集型產業(yè)開始失去國際競爭優(yōu)勢，產量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農業(yè)也處于長期蕭條狀態(tài)——這一方面緣于歐洲各國為保護本國農業(yè)而建立了保護性的關稅，另一方面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阿根廷、加拿大將糧食大量投入國際市場，使美國農產品出口不斷下降，農產品價格不斷下跌。1929年美國出口小麥價值僅為1919年的1/3，rou類僅為1/9。農業(yè)的蕭條表面上推動了美國農場的現(xiàn)代化，依靠手工勞動的中小農場大量被兼并，許多小農場主淪為雇工或者被迫遷入大城市，這為經濟危機期間美國高達百分之五十二的失業(yè)率埋下了伏筆。

    美國的繁榮不僅建立在新興工業(yè)的蓬勃發(fā)展上，也建立競爭對手的犧牲和信貸增長上。從1924年到1929年，分期付款銷售額從20億美元增為35億美元。1926年，70%的汽車是通過賒銷實現(xiàn)的。更重要的是，美國工業(yè)品價廉物美，國際競爭力強勁，工業(yè)品出口越來越多，進出口相抵年年順差，數(shù)值由三、四億美元至十億美元不等，積累起強大的資本贏余。

    與此相應則是英國經濟的停滯，從1924年到1929年間，英國工業(yè)生產僅增長12%，與美國相差甚遠。煤炭、鋼鐵、紡織等傳統(tǒng)工業(yè)均深陷困境。雖然汽車、電氣和化學工業(yè)發(fā)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國。英國貿易額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間每年的貿易額都在90億美元以上，但英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則從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業(yè)品出口占世界份額從26%下降到22%，貿易由順差轉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達4億英鎊。

    貿易逆差越來越高，也使英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力量越來越強。1915年，英國已經以籌措戰(zhàn)爭經費為由，對進口汽車、鐘表、樂器和電影等征收33.3%的從價稅。這種關稅直到1924年才被工黨政府終止，但1925年保守黨政府又重新開征，而且范圍有所擴大。英國工業(yè)缺乏競爭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恢復金本位制時英鎊的定價過高。雖然如此，由于有國際投資利潤回流，英國的國際收支還勉強保持平衡。

    法國的情況特別好，他們得到了德國81.51億金馬克的戰(zhàn)爭賠款，又收復了煤鋼產區(qū)阿爾薩斯和洛林，取得了對薩爾產煤區(qū)15年的代管權，并奪取了德國在多哥、喀麥隆、敘利亞、黎巴嫩等殖民地的統(tǒng)治權，加上實行比較嚴格的貿易保護，使法國工業(yè)和農業(yè)在20年代迅速發(fā)展。

    與美、英兩國相比，法國重工業(yè)的進展尤其令人矚目。生鐵產量從1919年的133萬噸增長到1929年的1036萬噸，鋼產量從1919年的129萬噸增長到1929年的972萬噸。汽車、電力、化學等新興工業(yè)發(fā)展更快，汽車產量從1920年的4萬輛增長到1929年的25萬輛。更有意義的是，由于法國一方面保護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卻用低定價的法朗打開國外市場，法國出口猛增，至1923年時，已超過進口5倍之多，進出口總額則從1918年的270億法郎增至1929年的1083億法郎。巨額貿易順差加上投資利潤回流，黃金大量流入法國。1928年以后，法國擁有的黃金僅次于美國。法國在世界工業(yè)生產中的比重從1920年的5%提高到1930年時的8%。

    意大利也不錯，1925年的工業(yè)生產是1922年的157%。棉紡織工業(yè)、鋼鐵工業(yè)、汽車工業(yè)都進展迅速，但意大利的經濟發(fā)展水平還遠遠落后于法國，甚至落后于日本。1929年時，意大利的汽車年產量才達到5.4萬輛。

    德國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直到1924年，由于付出巨額賠款，失去大量工業(yè)和運輸設施，德國物價失去控制，財政經濟一片混亂。1924年，英國出于維持歐洲大陸均勢需要，美國出于利用德國工業(yè)能力獲利需要，兩國又都不希望德國步俄國后塵發(fā)生革命，故出臺了一個“道威斯計劃”，給予德國8億金馬克的貸款。在此計劃的鼓勵下，國際資本源源不斷流入德國，從1924年到1929年，外國投資總數(shù)高達320億金馬克，美國資本為主，英國資本其次。

    這一時期，由于得到的資本多，而付出的賠款少，德國工業(yè)設備得以普遍更新，生產技術水平躍居世界前列。不僅如此，得到外國資本的多為實力雄厚的德國各大壟斷工業(yè)集團，這進一步增強了德國工業(yè)的壟斷程度。蒂森、克虜伯、西門子、曼奈斯曼、弗利克等的實力較前更為強大。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德國債臺高筑，且需支付大量賠款。雖然工業(yè)生產能力得以迅速恢復，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艱難。只要德國出于穩(wěn)定政局需要，推遲償還債務，推遲支付賠款，或者在德國的投資利潤不能實現(xiàn)，則國際經濟循環(huán)將立刻中斷。

    日本的情形與德國頗為相似。雖然日本是戰(zhàn)勝國，但是日本工業(yè)能力很弱，完全經不住美歐各國工業(yè)的打擊。一戰(zhàn)剛結束時，英、法、德等國的經濟尚未恢復，日本得到了美國工業(yè)的大量訂單，絲織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國，經濟一度繁榮。但隨后，歐美各國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亞洲市場，日本貨節(jié)節(jié)敗退，導致了一場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

    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業(yè)總產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業(yè)88.2%，采礦業(yè)55.9%，機器制造業(yè)55.9%，生鐵16.7%。主要工業(yè)產品價格下降達55%-82%。出口下降40.3%，國際收支逆差達3.5億日元，外匯儲備從13億日元減少到6億日元。

    事實上，由于日本缺乏國際競爭力，從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貿易逆差達33億日元。農業(yè)也未能幸免。3500個繅絲廠停工，200萬蠶農陷入絕境。同時，國際廉價糧食大量輸入日本，加上國內市場蕭條，糧食價格一跌再跌。此后，米麥產量長期停滯。

    1923年9月1日，日本發(fā)生關東大地震，東京和橫濱的建筑絕大部分被毀，財產損失達100億日元之巨，使已經處于深度蕭條中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震后，從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國舉借巨額外債，數(shù)量高達9.1億美元?？拷桢X和戰(zhàn)爭中撈取的儲備，日本政府向國內各大財團發(fā)放高達13億日元的救濟貸款，這樣，日本經濟才逐漸擺脫蕭條，進入一個緩慢發(fā)展的時期。但1927年日本又爆發(fā)金融危機。一些銀行由于擁有大量未經整理的震災票據(jù)而周轉不靈，形成擠兌風潮。經濟危機和蕭條繼之而來。政府共撥款12億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銀行。

    還未等日本喘過氣來，從美國爆發(fā)的更大危機又來到了。這一過程產生了兩個意義深遠的后果，其一是欠下巨額國際債務，成為引發(fā)大蕭條的國際債務鏈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其二是大量中小企業(yè)破產倒閉，日本工業(yè)高度壟斷化。壟斷財團控制的日本經濟一方面強加技術更新，另一方面則是實行貿易保護。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它促成了勾消債務、實行軍國主義的政治力量的進一步壯大。從這個角度看，關東大地震對于日本的意義正如一戰(zhàn)失敗對于德國的意義，而德國和日本的巨額債務則又是美國繁榮所系。

    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fā)后，作為債務繁榮的受益者，美國自然而然的成為債務鏈斷裂的最大受害者。在此后的4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從2036億美元降為1415億美元，降幅高達30%。工商企業(yè)倒閉86,500多家，工業(yè)生產下降55.6%，進出口貿易銳減77.6%，企業(yè)利潤從100億美元下降至10億美元。危機最嚴重時，美國主要工業(yè)企業(yè)基本停止運行。汽車工業(yè)開工率僅為5%，鋼鐵工業(yè)15%。農業(yè)也慘遭劫難，谷物價格下降三分之二，農業(yè)貨幣總收入由1929年的113億美元減少為47.4億美元。銀行系統(tǒng)首當其沖，破產數(shù)高達10,500家，占全部銀行的49%。黃金外流，存款被擠兌，到1933年3月時整個銀行系統(tǒng)陷入癱瘓。失業(yè)率高達25%。1933年以后，美國經濟進入長時間的所謂“特種蕭條”時期。盡管有“新政”等緩和危機的措施，美國經濟仍然復蘇乏力，一直到下一場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才超過危機前的1929年。

    德國是危機的主要發(fā)源地，也是危機的主要受害者。從1929年到1932年，德國工業(yè)設備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業(yè)生產下降了40%，對外貿易額下降60%，物價下跌30%。其中，主要工業(yè)產量下降幅度更大，鐵產量減少70%，造船業(yè)產值下跌80%。工業(yè)危機反過來又導致了金融危機。1931年7月，德國達姆斯達特銀行倒閉，引發(fā)銀行擠兌風潮，國家黃金儲備由23.9億馬克減少到13.6億馬克，柏林九大銀行減為四個。失業(yè)率急劇上升，1932年高達43.8%，加上半失業(yè)者22.6%，則1932年德國全失業(yè)和半失業(yè)人數(shù)高達工人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

    危機對日本的打擊也十分沉重。從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下降76.5%，進口下降71.7%。大批銀行和工商企業(yè)破產倒閉，主要工業(yè)部門開工率只有50%，工業(yè)總產值下降32.9%，其中煤下降36.7%，生鐵30.5%，鋼47.2%，船舶88.2%，棉紡織品下降30.7%。農業(yè)總產值也下降了40%，生絲價格猛跌，占農戶總數(shù)40%的養(yǎng)蠶農戶遭到致命打擊。日本的對策也是自上而下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從1931年開始，政府通過以《重要產業(yè)統(tǒng)制法》為首的一系列經濟統(tǒng)制法令，把工、農、金、貿各領域控制起來；又在各個部門中強行組織卡特爾和托拉斯，把中小企業(yè)置于財閥的控制之下。然后對各壟斷企業(yè)發(fā)出大批軍事訂貨，從1931年到1936年，軍事訂貨共達50億日元之巨。

    在此期間，政府還投資10多億元興建、擴建和改組國營軍事工業(yè)。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財閥。到1937年，八大老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淺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財閥（日產、日氮、日曹、森、理研）擁有的資本達41.7億日元，占全國公司總資本的27.2%。在接受軍事訂貨的110家企業(yè)中，擁有實力的工廠幾乎全是屬于三井、三菱、住友、大倉、久原等少數(shù)財閥的。在經濟壟斷化的前提下，日本企業(yè)在國內市場保持壟斷性高價，對外則實施低價傾銷，以獲得必要的外匯，購買戰(zhàn)略資源和工業(yè)設備。從1931年到1934年，日本出口額由11.5億日元增至21.8億日元。其中棉紡織品的輸出，在1933年超過英國而居世界第一，震動了歐美各國。

    英國的危機相對緩和一些，一是此前英國經濟長期處于停滯或緩慢發(fā)展狀態(tài)，剩余資本主要投放到國外；二是英國在危機后加強了貿易保護，使英國工業(yè)的相對市場份額有所擴大。從1929年的最高點到1932年的最低點，英國工業(yè)生產僅下降了32%，遠低于美國。但主要工業(yè)部門也受嚴重沖擊，鋼產量下降46%，生鐵產量下降53%，紡織品生產下降三分之二，煤產量下降五分之一。在1932年英國對農業(yè)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以前，英國農業(yè)受危機影響嚴重。對外貿易也大幅下降，出口值從1929年到1931年第3季度降低了30%，對外貿易的逆差從1930年的3.9億英鎊增加到1931年的4.1億英鎊，與此同時，投資利潤回流卻從4.1億英鎊減至3億英鎊，英國第一次出現(xiàn)國際收支逆差。

    危機促使英國最終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建立帝國關稅特惠制，也促使英國放棄金本位制，英鎊大幅度貶值。前者保護了英國的國內市場，后者增強了英制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兩者的合力使英國成為大蕭條的相對受益者。

    法國經濟相對獨立。它既沒有對德國的大量債權，也沒有與此相應的工業(yè)設備輸出。二十年代的法國繁榮主要依靠德國賠款提供資本擴大生產，依靠低價法郎擴大出口。因此，當美國經濟危機爆發(fā)時，法國還處在繁榮的頂峰。1930年中，在本國投資過熱和國外市場萎縮的雙重沖擊下，法國“貝殼銀行”破產，經濟危機才波及法國。即使如此，法國的危機深度也低于美國。

    以1929年危機前的最高點與1932年危機時的最低點相比，法國工業(yè)生產下降了36.2%。其中，冶金工業(yè)下降47.4%，機器制造業(yè)下降42.6%，建筑工業(yè)下降55.6%。輕工業(yè)的危機似乎更嚴重。1932年法國輕工業(yè)比1928年下降64%。但是，由于法國應對危機的措施不力，法國的危機持續(xù)時間最長。在英鎊、美元相繼貶值，貿易壁壘高筑，日本、德國工業(yè)軍事化，并對外實施傾銷的前提下，法國卻繼續(xù)維持金本位制，法國工業(yè)繼續(xù)相對分散，法國工業(yè)的出口競爭力大大下降。1937年法國出口幾乎比1929年減少了四分之三，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法國所占的比重由1929年的6.4%下降到1937年的5.1%。

    與此同時，法國對外投資的收入?yún)s由于外國債務人的破產而減少，降幅達50%以上。由此，法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日益擴大，1932年時即達50億法郎。在財政上，法國不但沒有采取擴張政策，反而強調財政平衡，堅持通貨緊縮。直到1936年9月29日，法國才被迫將法郎貶值29%。此后到1937年4月，法國出口增加了12%，工業(yè)生產增加了13%。但是，這一措施來得太晚，1937年—1938年美國再次陷入經濟危機，相當程度上抵消了法郎的貶值。

    這場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歐美各國的政治格局，英法受困于財政而在工業(yè)、軍事方面采取保守策略，德國和日本通過國民經濟軍事化道路擺脫了危機，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戰(zhàn)爭變得無可避免。

    在德國，經濟危機造成的奇高失業(yè)率為希特勒上臺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土壤。1930年，希特勒幾乎給每個選民都帶來點什么——農民，工人，學生，愛國者，種族主義者，以及中產階級的市民。到這年夏末，德國的失業(yè)人數(shù)已達300萬，而勃魯寧總理的減少開支的經濟政策又使事情變得更糟。希特勒一直以來所期待的使他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國的緊迫形勢終于出現(xiàn)了。他向工人們發(fā)出的呼吁是用共產黨人的詞藻表述的：“德國的工人們，覺醒吧！掙斷你們的鎖鏈！”

    對農民們，希特勒提出了調整稅收和進口關稅的主張。沒有工會為他們撐腰的中下層階級所得到的是希望；以貧困為恥的中產階級所得到的是自尊。對大學內外的青年理想主義者，希特勒給的是——一個理想的新世界。

    1930年，希特勒還為德國人帶來了某些新的東西——團結的感情。他歡迎人人都加入遠征，沒有階級界限；唯一的條件是，他必須自覺自愿地跟隨希特勒，在反對猶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戰(zhàn)斗中，在為生存空間和德國利益的斗爭中，殊死戰(zhàn)斗，直至最后一息。

    除了對人民團體和工人外，希特勒并未堅持反猶——特別是“清除”猶太人的問題。對文化水平較高者和理想主義者，這個問題只在耳語中或者若無其事地談上幾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為了推行其包羅萬象的計劃，不辭勞苦，到處奔波，在最后6個星期內，竟發(fā)表了20次重要的演講。希特勒是個生就的政治家。他發(fā)現(xiàn)，與群眾在一起，與人們握手，親嬰兒的臉蛋，向婦女鞠躬，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還能受到鼓舞。他更常與工人階級或中下層階級的追隨者一起吃飯，而不是與上層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態(tài)度對小職員，小商人和勞工均具有吸引力。

    為了接近每一種人，希特勒所采用的雖然是分別發(fā)信的方法，但他從未忘記他在蘭茨貝格的教訓：他必須把群眾爭取過來。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許自己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場。對百萬富翁，赤色分子，馬克思主義分子，以及帶來失業(yè)、使農產評價格下降、將中產階級的節(jié)余洗劫一空的那個“制度”，希特勒則反反復復地進行抨擊。他不是以階級去對抗階級。他能將他們全團結在一起。

    出于大多數(shù)人的意料，包括希特勒自己，國社黨在1930年的夏季大選中獲得600多萬張選票，一躍而成為國會第二大黨，而僅在兩年前，他們還是國會中最小的黨派。(未完待續(xù)，如欲知后事如何，請登陸 target=_blank>，章節(jié)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