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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安朵工作后,她在一些報紙、電視上看到的報道中,都把艾滋病視為資本主義的疾病。 那些報道多以國際新聞為主,消息常來自外電,鮮有國內民間、個體的內容。 那時候的安朵就有一種“艾滋病離我很遙遠”的感覺。 安朵認為,這種感覺不單單自己有,社會大眾肯定也有。 因為每一個和她一樣的社會大眾,接受的都是同樣單一的信息。 現(xiàn)在突然看到央視、滇云電視臺集中報道滇云省艾滋病疫情,不可避免地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至于檢測出來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社會公眾一致把這些人歸咎為他們追隨了資本主義貪圖享受的生活方式。 “艾滋”即“愛資”,這樣的譯稱就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感染風險毫不例外地與“外賓、歸國人員、邊境居民、外國人”等等形象相聯(lián)系起來。 從一開始,艾滋病所代表的就不僅僅是“一種疾病”,更是被隱喻為“一種人格類型、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tài)度”。 反正一句話,得艾滋病的人都被拉上了道德法庭,他們全部是一些道德敗壞的人渣。 這樣的討論無處不在,除了大爺大媽,還有機關部門的工作人員、街坊鄰居。 上班時候會討論,下班了休閑娛樂會議論,對艾滋病無處不在的討伐,源于對艾滋病的深惡痛絕。 幾乎所有的社會人群都認為,只有那些放縱的、甚至是罪惡的人,才有機會得“愛資”。 艾滋病是對這類人群的“罪與罰”。 每每聽到人們熱烈而義憤填膺的討論,安朵也時常捫心自問。 如果自己不是早于其他衛(wèi)生技術人員一步參與到這項工作中來,她甚至就是其中參與討論最激烈的一個。 由于缺乏對艾滋病的全面認知,人們對艾滋病的片面理解、誤解和污名化,艾滋病又被稱為“世紀瘟疫”,全社會陷入一派“談艾色變”的境地。 除了憎惡艾滋病感染者,對這種傳染病,社會公眾更是“怕”字當頭。 人類社會中,無法被治愈的疾病很多,包括很多常見病,比如糖尿病。 可傳染性的疾病也不少,但是在醫(yī)學技術手段下,大多數(shù)都被消滅,或逐漸被疫苗相對抗。 能夠致人死亡的疾病很多,比如心臟病、糖尿病、癌癥等等。 而艾滋病是致死性、可傳染、不可治愈這三個條件的交匯點,這本身就足以造成恐懼。 恐懼導致了禁忌,禁忌本身又確立了恐懼。 由此,艾滋病成了一個魔鬼的別稱。 加之,艾滋病以被視為生命象征的體液作為傳播途徑,在主流人群中增添了一種“污染”和“入侵”的意味。 那么,作為冒犯主流的侵略者,艾滋病被構建出的社會屬性便催生了對“你——我”“異——己”的劃分。 “作風有問題、骯臟、x亂”等污名與“x毒人員、t性戀、x工作者”等身份緊密相連,顯示了艾滋病在社會上疾病污名與身份污名相互交互。 與污名相聯(lián)系的艾滋病感染者會繼而被分離為“他們”,而不是“我們”的一員,導致了社會的隔離。 因為害怕遭到歧視與侮辱,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們不敢袒露自己的身份,進而更加遠離了人群,成為了事實上的“孤家寡人”。 所以,艾滋病被放在了禁忌的另一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被放在社會的另一端,連帶著他們的人格、名譽與權力。 安朵思考著,社會上對艾滋病嚴重的污名化,就是當前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面臨的最大困難。 第15章 組建工作專班 沒有人愿意來防艾辦,那就自己先把工作頭緒理起來。 安朵不再等待,她馬上起草了一份《臨江縣艾滋病防治工作方案》。 她知道,這份方案就是她這個防艾辦主任必須拿出的具有可cao作性的技術文件。 在這份方案中,安朵詳細進行了機構隊伍的組建,提出工作目標任務并進行了分解,對開展工作的保障措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因為有擴充防艾辦人員受阻的前車之鑒,這一次,安朵在艾滋病防治隊伍的組建中,不再進行事前協(xié)商,直接就在方案上點名道姓地寫上了人員名單。 這些名單是安朵通過認真研判,認為目前臨江縣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最恰當?shù)娜诉x。 人就是這樣奇怪的動物,你尊重他,和他事前商量,因為是商量,所以對方也可以明確拒絕你。 面對當前艾滋病這種“世紀瘟疫”,大家能避開就避開。 如果你繼續(xù)用協(xié)商的方式組建艾滋病防治隊伍,那么這個隊伍到牛年馬月都無法組建起來。 所以這一次,安朵直接來一個“點將令”。 被點到的人,名字寫上了文件,就是上一級對下一級進行的工作安排,放在戰(zhàn)爭年代就是“命令”。 執(zhí)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 艾滋病防控,也是一場需要人人參與的“人民戰(zhàn)爭”。 安朵的方案得到了縣委書記刀子良的簽批,并以臨江縣委辦公室、臨江縣人民政府辦公室的名義下發(fā)到所有縣級單位、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 “兩辦”下發(fā)的文件,其蘊含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接下來,安朵就得深入各個單位進行文件的督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