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蓬溪其實并未看到謝凱眼里的那種不可思議，當他問起的時候，才猛然想起我們周遭已有了不小的變化。謝凱走之前，全城有一半是青瓦房，施工的工地一只手都數(shù)得過來，但一切仿佛在某個時候起了變化，城里到處跟二戰(zhàn)時候一樣，處處都是瓦礫和斷壁殘垣，無數(shù)個水泥攪拌機在街邊發(fā)出刺耳的聲音，卵石，河沙傾在街邊占去了大部分的路面，行人跳躍著走過滿是障礙的街道。當拆遷隊站在上河街那片最后一排青瓦房的時候，我心中有了一絲悲涼，我?guī)缀跤浀妹块g店鋪賣什么東西，也知道在他們中間隱藏的那家我最喜歡的包子鋪，當我還住在鄉(xiāng)下的時候，每次上城都會要求父母帶我去這里，當我把一個沾滿紅油的包子塞進嘴里的時候便構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憶。當拆遷隊第一斧子劈在它榫卯了不知多少個春秋的大梁上，我知道這一切便不會再出現(xiàn)在我眼里。在文物保護的意義上說，那的卻是一條沒有保護價值的老街，它沒有鮮明的歷史符號，沒有層巒疊嶂的布局，沒有雕梁畫棟的工藝，所以它是歷史前進上的阻礙，屬于被歷史車輪碾碎的那一部分。我們必須用大樓代替它，貼滿瓷磚，按滿明亮窗戶才是時代發(fā)展的佐證，所以在這刻我們大多數(shù)選擇了這種佐證，我知道我那種懷舊的思想是少數(shù)而卑微的，但還是保留了它存在的空間，或許有和我一樣的人，只是他們也是無力和渺小的。我問謝凱還記不記得小學時候的美術老師杜老師，謝凱用嘴吹著他一縷垂下來的頭發(fā)讓它歸位，當那縷頭發(fā)再次垂下時，他說他記得，問我怎么說起他。于是我笑著給他講起杜老師，小學二年級開始，鉛筆都還使得不熟練的我們，被一個三十出頭的男人強迫臨摹他畫在黑板上的牡丹。在上課前他就進教室，撅著屁股用彩色粉筆在黑板上勾勾畫畫，我們好奇的圍在這個新老師身邊猜他畫的是什么，當他畫好后，我發(fā)現(xiàn)那是我見過的最像牡丹的牡丹畫。然后他要我們把黑板上的牡丹花搬到自己的作業(yè)本上，那堂課靜悄悄的，只有鉛筆和橡皮接觸紙面劃出的聲音，當下課鈴響起的時候，我還在用橡皮擦掉牡丹花上不夠圓潤的地方，他叫小組長收上所有的畫，當我望著我那張像一個灑滿蔥花的大餅別收走之后有些小遺憾，我想要是再多給我些時間，它會不那么像大餅。一周后，當小組長把我的“大餅”發(fā)給我的時候，我看見在它邊上多了一個鮮紅的九十分，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畫畫的天才，因為那九十分過分鮮艷，nongnong的墨水深深的印在那張紙上，從背面也能看到它滲出來的紅，我拿著它跟周圍的所有人比過，在確定我是最高的分數(shù)后，才把它折疊起來放進書包的夾層中。從那一天開始每周期待星期五最后一節(jié)的美術課，像期待動畫片一樣期待著，我認真的畫著每一幅畫，但總是不能再得到九十分，當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卻喜歡上了畫畫的本身。他教我們如何用毛筆在五筆以內畫麻雀，讓我們坐在cao場邊畫那個角落的銀杏樹，讓我們用宣紙在五顏六色的顏料里亂蘸學“扎染”，他上課的那幾個班是全校唯一有寫生課的班，我們也驕傲的以為我們是全校最會畫畫的人。小學的美術課通常是一種形式，上課的老師多數(shù)是快要退休的其它學科的老師，學校為了照顧他們就安排了這課時量少的美術課，因為領導認為畫畫再差的大人也可以當畫畫最好學生的老師。不過杜老師不是那種兼職的代課美術老師，他是美術專業(yè)畢業(yè)的，聽說是學校的高材生，因為參加了某個政治事件后分配到了小學，這些消息都是多年后，聽父母談起，小城不大，一個人的經(jīng)歷故事往往一傳十，十傳百，所以在一條街上大家互相沒有什么正真可以隱藏的東西。在五年級的一節(jié)寫生課上，杜老師把我們帶出校園，爬上學校對面糖酒公司的樓頂，這棟樓一共八層，在當時的蓬溪城鶴立雞群，在這里可以俯瞰蓬溪城的大部分，那次課的名字叫“鳥瞰我的家鄉(xiāng)”，那也是我第一次聽到“鳥瞰”這個詞，在沒理解它意義之前杜老師要我們把自己想象成鳥，用鳥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家鄉(xiāng)，然后把看到的畫出來。于是我趴在天臺的圍欄上，把下巴放在粗糙的水泥臺面上，看到青色的瓦房沿著細細的芝溪河向遠方伸展開去，鴿子落在奎閣公園的避雷針旁，人力三輪的車棚跟著車夫的節(jié)奏一起一落，廣場大鐵門邊補鍋匠吸引了一圈人把自己圍在中央，我看到了所有的風景，那些我常常穿梭的小巷，我駐足過的小店，但不知道怎么把他們留在自己的本子上。我終究回憶不起我到底畫了些什么，但一直記得那天我看到的所有。在五年級的最后一節(jié)美術課上，杜老師讓我們畫出自己未來的樣子，那節(jié)課的名字叫“理想”，我畫了一個小人站在一朵云上，那時候我分不清理想更接近現(xiàn)實，亂想便是天馬行空。杜老師叫我們收好自己的畫，等我們長大了再拿出來看，他說做一個有理想的人就是一個幸福的人，雖然我不能理解“理想”和吃一個上河街的紅油包子后的幸福是怎么產(chǎn)生聯(lián)系，但還是選擇相信這句話。在小學畢業(yè)之前我一直覺得我將來會成為一個畫家，那張打著九十分畫被我放在抽屜的一本書里，夾得工工整整。九十年代，蓬溪城的各個角落都出現(xiàn)一種叫酒吧的娛樂場所，那是一個大人們欲言又止的地方。上初中后的一個寒假，我在工人文化宮邊上的一個酒吧旁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那個身影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用刷子在桶里蘸蘸又在墻上畫畫，那幅畫色彩濃重，人物抽象，我不知道他畫的什么，不是我第一眼就能認出的牡丹，也不是那只五筆勾勒的麻雀，但那身影的確是他，他是蓬溪城里唯一一個頭發(fā)過肩的男人，那個粗壯的馬尾隨著他起伏的背影擺動，那幅為酒吧畫的廣告畫已經(jīng)完成大半，應該在我看見他之前就在這里畫了些時候，我總覺得杜老師不該為酒吧畫那廣告畫，但又說不出反對的理由，我快步走過那個腳手架，在和杜老師擦過之后，畫畫的夢想便不知不覺的墜入塵土中去了，人生就是這樣奇特，一個剎那便改變了正要駛入的方向。謝凱聽得入神，我不知道我凌亂的講訴了些什么，然而他聽得起來興致，那縷頭發(fā)垂下好久但忘記了在讓他歸位。就在我們現(xiàn)在坐著的地方幾年之前還是片柚子林，柚子林的邊上靠近河岸的地方是竹林，一顆黃葛樹不知道從幾百年前開始把根扎在竹林之間，粗壯的樹桿扭曲而粗壯的伸向四面八方，因為它矮而粗壯所以在這顆樹上無論什么季節(jié)總爬滿了頑童，大概每個蓬溪人的人生開端都是從爬這刻樹開始的，我們三個也不例外。我不知道這片園林綠地是什么時候修建，只是當我在這里玩耍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