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繁為簡，清晰職權，才能針對官吏們在變法過程中的作為予以獎懲，從而保障政令由中央落實到地方。

    既然有所決定，高澄當場表態(tài)，支持崔暹，從而終止了這場爭議。

    張亮也不氣餒，崔暹所言確有道理，都是為了公事而已。

    況且作為曾侍奉爾朱兆的過來人，只是主公沒有采納自己的意見，便要郁結于心，那他早就抑郁了。

    高澄雖然自詡自己在高氏崛起的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明眼人都知道，高歡建義第一功臣，非爾朱兆莫屬。

    畢竟六鎮(zhèn)降人是爾朱兆給的，高歡東出也是爾朱兆許的，甚至就連斛斯椿、賀拔勝等人，都是被爾朱兆逼反。

    既然確定了以改革官制為先，高澄于是放任眾幕僚暢所欲言，談一談如今官制存在的缺點。

    眾人一致將矛頭放在了中央權力機構的雙軌并行。

    承襲自秦漢的三公九卿制并未被廢除，新興的三省六部制卻已然成形。

    這也導致朝堂中央出現(xiàn)兩套領導班子。

    在漫長的官制改革中，實權逐步向三省轉(zhuǎn)移，三公九卿制到如今，已然虛置，但它開府置幕的權力得到保留，各有處置公務的府寺設立。

    親信們對雙軌并行的不滿得到高澄的認同，他認為是時候由自己出面，終結奉行近八百年的三公九卿制度。

    當年急著為高歡加相國，并不僅是為自己騰開權位，也是在為廢除三公九卿制而作準備。

    董卓置相國，位在三公之上。

    無論如何，不能使高歡的名位因官制改革，而受到影響。

    而作為中書監(jiān)、尚書令的高澄，三省坐擁其二，確立三省六部制作為中央唯一的權力機構，也是自己的利益訴求。

    廢除三公九卿制的難點在于安撫所任職的官員。

    三公授予勛貴，雖只是虛職，但也是一份榮光。

    而對于三公九卿制下的各府寺官員來說，官職更是立身根本。

    對此，高澄也早有應對方法，無非是再度動用杜弼，以及他麾下虎視眈眈的一眾御史，打掉一群或庸碌、或貪腐過甚的非高黨之人。

    空出職位，以作安置。

    當然，也可以對年老之人采取勸退的方式。

    空出職位的方法有的是，這也是高澄有別于古代許多改革家的地方。

    高澄的權力并非來自于天子，而是他父親高歡，因此他才要在晉陽與高歡就改革的想法徹夜長談。

    兩父子取得一致，才能安心南下洛陽，大展拳腳。

    他無需顧慮反對者的看法，甚至有能力羅織罪名，讓他們自己去與孝文帝辯論，是否應該變法圖強。

    當然，作為權力的所有者，使用權力不能肆無忌憚，真要有人反對就弄死的做法太過粗暴，將來子孫借鑒，誰還敢勸諫。

    打擊貪腐庸碌之輩，空出職位，從而廢除三公九卿制，這也是對權力的一次妥善使用。

    而在廢除三公九卿制之前，也需要對三省六部制進一步完善。

    高澄與親信們商議后，明確了中書省決策、門下省審核、尚書省執(zhí)行的原則。

    為何高澄批閱奏折從未經(jīng)過門下省審核？

    太昌元年（532年），在高澄建議下，被高歡擁立的元善見，投桃報李，加授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而侍中，正是門下省主官，這也能理解高乾為何因丟了侍中一職而悶悶不樂。

    之所以只說高澄掌控中書、尚書兩省，只因為在高氏掌權以后，侍中長期保持四人及以上的規(guī)模。

    因司馬子如出洛，轉(zhuǎn)任并州刺史，卸下侍中一職。

    如今洛陽城中只有高澄、高隆之、李元忠三位侍中。

    但是因安定晉陽之功，孫騰將被調(diào)往洛陽，加侍中，授三師之一的太保銜。

    而往洛陽養(yǎng)病的段榮也被授予侍中一職，加三公之一的司徒一職。

    高澄對于權力有著自己的野心，如今三省之中，已有兩省在握，他計劃將門下省也完全掌控，真正做到集決策、審核、執(zhí)行于一身。

    如此一來，必須改變五位侍中并存的局面。

    但這四人全是高歡、高澄兩父子的心腹，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采取打壓手段。

    所能做的，無非就是官職置換。

    由于高澄就任中書監(jiān)，職權與其相同，位次稍遜的中書令不敢與他同列，已經(jīng)請老歸鄉(xiāng)。

    高澄也屬意將段榮由侍中、司徒改任中書令。

    姨父來洛陽本就是養(yǎng)病，不可能以中書令的身份與自己爭權。

    而中書令也斷然不會辱沒了段榮的身份。

    五名侍中以去其一，只剩四人。

    高澄留幕僚們繼續(xù)在大堂商議，自己在高季式等人的護衛(wèi)下，往府衙廂房向高歡手書一封，請他在晉陽為尚書右仆射、侍中李元忠空出相應的職位，調(diào)其北上。

    這也是高氏晉陽－洛陽軍政二元制的特殊體制，所帶來的一項便利。

    官員無論是調(diào)往晉陽，或是任職洛陽，都不會視作被驅(qū)離權力中央。

    高澄相信高歡會做好相應的安排，偌大的相國府與中外府，安置一個李元忠并非難事。

    況且李元忠在洛陽也待了五六年，是時候做出調(diào)動。

    一封書信，四位侍中又去其一，只剩三人，即高澄、高隆之以及收到來自洛陽的調(diào)令后，即將南下的孫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