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好奇心幾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發(fā)點。

    科學是對自然的好奇，藝術是對心靈的好奇，宗教是對歸宿的好奇，文學是對生活的好奇。就連巫術也如此，它是對命運的好奇。

    那么歷史呢？

    目的地

    表面上看，歷史是對過去的好奇，其實不然。

    作為“故事”——已故的事件，歷史就是歷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罷，正說也好，戲說也罷，它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并不會因為我們的確知或無知而稍有改變。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因為我們就是歷史，歷史就是我們。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當中。我們的今天，對于明天就是歷史，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續(xù)。

    了解歷史，是為了看清自己。

    這就必須知道來龍去脈。只有知道從哪里來，才知道到哪里去。

    也就是說，追根尋源，是為了建立文化系統(tǒng)，實現(xiàn)身份認同，找到人生坐標。這是我們的目的地。

    何況童年是值得追憶的。沒人不想知道自己是誰生的，家在何處，小時候長什么樣，有過怎樣的天真和頑皮。正因為此，“易中天中華史”的第一部便是“中華根”，第一卷則是《祖先》。

    找到了祖先，就找到了根本。

    但這很難。天上的星星不說話，地下的文物也不說話。它們集體地保持沉默，共同看守著那亙古的秘密，要到世界末日才會重新咆哮和歌唱。

    能幫上忙的，也許只有神話和傳說。

    神話和傳說，就是民族的童年記憶。童年的記憶難免模糊，甚至錯亂，何況還會被非法或合法地投放添加劑。于是一片光怪陸離之中，便既有神話和童話，又有鬼話、胡話和謊話，而且結結實實地凍成了冰塊。

    我們的艦隊，剛剛出發(fā)就一腳踏進了北冰洋。

    北冰洋

    冰塊是兩三千多年前甚至更早就結成的，因此，不但“騙了無涯過客”，也瞞過了千萬雙睿智的眼睛。比如女媧和伏羲都“人首蛇身”，甚至是夫妻或兄妹；炎帝姓姜，黃帝姓姬，是因為住在姜水和姬水，等等等等。這些說法基本上被學界普遍認同，很少有人想到其實是謊言。

    還有堯舜，也很可疑。

    可疑并不奇怪。事實上，任何由文字構建的歷史，都是擁有話語權的人在書寫；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也一定是統(tǒng)治階級的。為了獲得和保有控股權，他們用官方意識形態(tài)將神話傳說包裝上市，把史前變成創(chuàng)業(yè)板，把先民變成股民。

    這就要重新審視，但不意味著全盤否定，更不意味著那些看起來荒誕不經的只言片語，就一定不靠譜。相反，所有民族的神話和傳說，都是歷史上突出片段的紀錄，也無不隱含著某種文化的秘密和夢想。要知道，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神的歷史就是人的歷史，是人類自我認識的心靈史。只不過，云遮霧障，真?zhèn)坞y辨，語焉不詳。

    必須破譯這些“達芬奇密碼”。

    實際上，傳說中的神或人，就是一些文化的符號和代碼，是遠古歷史的象形文字。只要抹去神秘的油彩，我們就能打開迷宮，依稀看見一些真實的東西。

    是的，依稀。

    問題是如何鑒別真?zhèn)?，完成我們的破冰之旅。拿著一張標錯方向、航道和島嶼名稱的海圖，是找不著北的。

    也許，需要導航儀。

    導航儀

    導航儀有三個：直覺、邏輯、證據(jù)。

    直覺是必需的，它會告訴我們哪里不對，哪里出了問題，或有問題需要研究。這種能力來自天賦，也來自經驗。比如我的經驗就證明，越是眾人諾諾，越是問題多多。史家認識一致的地方，往往是誤區(qū)密集之處。由官方意識形態(tài)和國民集體無意識塑造的歷史，未必是本來面目。背后那張臉，也許更真實。

    盡信書不如無書，無懷疑即無學問。

    懷疑、批判、分析、實證，加起來就是科學精神。有此精神，就不會死讀書，也就會有直覺。因此，我在1988年讀了趙國華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論》后，便斷定女媧絕不可能是“蛇meimei”，只可能是“蛙女神”。鯀則應該是禹的“母親”，而不是“父親”?；蛘哒f，這個族群經歷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三個階段。鯀，是母系氏族時期族群的稱號。它可能延續(xù)到部落時期，但最終還是會更換為代表父系的禹。

    這是可以由邏輯推理來證明的，邏輯決定了所有文化現(xiàn)象和文化模式發(fā)生的先后次序。事實上在原始時代，人們都只認識母親，不知父親是誰。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也清一色是女神。畢竟，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因此男性生殖崇拜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后，然后才可能有圖騰崇拜和祖宗崇拜。既然如此，女媧怎么可能跟伏羲一樣是蛇？魚崇拜的鯀，跟蛇崇拜的禹，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邏輯比知識和經驗都重要，也比學術權威的說法更可靠。因為邏輯是公器，不會屈從強權，遷就庸眾，迎合學界，討好媒體。如果直覺與邏輯相一致，結論就不會太離譜。

    需要的，只是證據(jù)。

    發(fā)現(xiàn)號

    證據(jù)也有三種。

    第一種是民國以來老一輩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這些老先生往往都學貫中西，兼有清代樸學的功底，近代西學的眼光，許多結論是靠得住的。第二種是比較可靠的歷史典籍，比如《詩經》和《左傳》，但對《尚書》和《國語》就得小心。最可靠的是第三種，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因為甲骨文和金文，彩陶和青銅器，都不會撒謊，也沒有添加劑。因此，如果前兩種證據(jù)與第三種相沖突，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為準。

    絕對的真實沒人能夠做到。但有此三招，就可能更接近相對的真實。

    必須感謝前輩學人，他們早就發(fā)現(xiàn)了古代文獻的可疑之處。必須感謝文字學家，他們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秘密。還必須感謝國際關系學院李蓬勃先生，他在我還沒買到《古文字詁林》時，將相關內容拍成照片發(fā)到我郵箱，并對我的某些誤解和誤讀進行了糾正。

    于是我確認：女媧是蛙，伏羲是羊，炎帝是三皇，黃帝不姓黃。我也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比如炎帝的mama是“牧羊女”，黃帝的mama是“漂亮妞”，而蚩尤則其實是“蛇災”。這些結論，都可以從這三種證據(jù)那里得到強有力的支持。正是這些證據(jù)，為我們的發(fā)現(xiàn)之旅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