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dāng)然不得人心。

    何況殷商的祭祀極其頻繁，何況送上祭壇不僅有奴隸和平民，還有貴族。因為貴族“價錢更高”，一個頂一萬個。當(dāng)然，殺得多的還是奴隸，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實上，由于殷紂王的嫡系部隊遠(yuǎn)在東方戰(zhàn)區(qū)，臨時拼湊起來對付周武王的，就是這些從來不被當(dāng)作人看的戰(zhàn)俘。他們干活時做“牛馬”，祭祀時做“畜牲”，現(xiàn)在又拿他們當(dāng)“炮灰”，哼哼，不倒戈才怪！

    血的教訓(xùn)??！

    顯然，新生的政權(quán)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臺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當(dāng)人”，勝利了的周就必須“把人當(dāng)人”。

    一種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這就是“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獲得中華文明的代表權(quán)后，就廢除了慘無人道的人殉和人牲。當(dāng)然，人牲基本廢除，人殉則清代還有。這就像廢除死刑，要有一個漫長的認(rèn)識過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罷，都不再具有殷商時代的正當(dāng)性，只會遭到主流社會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評。

    有兩件事可以證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與曹、邾兩國會盟，要殺鄫國國君祭祀社神，一個名叫子魚的軍事法官就強(qiáng)烈反對。子魚說：用大牲口進(jìn)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還敢用人？祭祀就像請客吃飯，哪個敢吃人rou？如此倒行逆施，會有好下場嗎？[1]

    遺憾的是，子魚的反對沒有成功，那個倒霉的國君還是被殺。但齊國的陳子亢（讀如剛）反對人殉，則大獲全勝。陳子亢的哥哥陳子車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國外，生病時沒能得到足夠的照顧。陳子亢便說，這是不合禮法的。再說最該照顧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嗎？結(jié)果不難想象，陳子車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堅持人殉。[2]

    陳子亢是孔子的粉絲，而孔子不但反對人殉，就連用俑都反對。俑（讀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對于這類東西，孔子深惡痛絕。他甚至說“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意思是第一個發(fā)明俑的人，大概會斷子絕孫吧！[3]

    奇怪！發(fā)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應(yīng)該說是進(jìn)步，孔子為什么還要詛咒？

    因為孔子從根本上反對人殉。

    在孔子看來，人殉不仁，人殉非禮。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認(rèn)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過以假亂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開了這個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復(fù)辟的可能，豈能不堅決抵制？

    顯然，這是一種原始素樸的人道主義。正是它，后來發(fā)展為“仁”的概念。因為“仁”的本義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當(dāng)人”。

    但，這跟“君權(quán)天授”又有什么關(guān)系？

    天人合一。

    作為明確的概念和系統(tǒng)的理論，“天人合一”的觀念產(chǎn)生于西漢，但萌芽早就有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個正面而立大寫的“人”，頭上一個圓圈，或圓點，或橫線。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腦袋，也就是“天靈蓋”，后來才引申為“蒼天”，再后來才引申為“老天爺”。

    ◎甲骨文的“天”（甲三六九〇義與大同天邑商）。

    ◎甲骨文的“天”（乙六八五七）。

    ◎甲骨文的“天”（存下九四〇地名）。

    ◎金文的“天”（盂鼎）。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權(quán)（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武王在伐紂的誓師大會上說：天是“萬物父母”，人是“萬物之靈”，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擁護(hù)誰，天就授權(quán)給誰；老百姓憎恨誰，天就革他的命。殷紂王自絕于天，結(jié)怨于民，他死定了！

    武王當(dāng)真說過這話嗎？

    可疑。

    這套說辭，十有八九是后人編出來的。但編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類似的說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頻頻出現(xiàn)，總不能說一點依據(jù)都沒有。更何況，就算是編的，也編得好！因為按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邏輯，“君權(quán)天授”已經(jīng)被偷換為“君權(quán)民授”了。

    這是“偉大的謊言”。

    但問題也接踵而來。是啊，就算政權(quán)來自天與民的雙重授權(quán)，天也好，民也罷，為什么要授權(quán)給周呢？

    周人的說法，是他們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國

    周王有德嗎？據(jù)說有。

    在兩周的文化人筆下，他們的先君和先王都是道德楷模，寬厚仁慈，勤政愛民，禮賢下士。比方說，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間地頭舉行“馌禮”（馌讀如葉），表示親自送飯給農(nóng)夫。諸如此類的說法不勝枚舉，依據(jù)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詩人畢竟不是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何況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結(jié)果天下歸心，“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4]這話其實很實在。沒有“力”，光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聰明，就在他們兩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對大國，他們示威，大國就不敢作對；對小國，他們示柔，小國就甘愿附庸。這樣一來，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