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倫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顯的品格力量和難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間的矛盾。正是這種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別的人深深地迷戀于他。他顯然是個同性戀者，但事實上據(jù)我從他那兒得知，他至少有過兩個情婦，她們同他保持終身的親密關系。布倫特能在這一分鐘是一個藝術史專家和學者，在下一分鐘就成了情報部門的官僚，或者變成間諜，變成柔弱的同性戀者，變成慢條斯理的國教信徒。但是所有這些角色都使他作為一個人而付出代價。在我們開始會面后不久，我就發(fā)現(xiàn)，布倫特遠沒有從免于起訴中得解脫，而是繼續(xù)背負著沉重的負擔。這并不是一種負罪的負擔，因為他不覺得自己有罪。他感到痛苦只是因為覺得自己欺騙了特羅思柴爾德和像狄克懷特、蓋伊利德爾那樣的好朋友（在蓋伊的葬禮上他曾淚流滿面）。但這種痛苦只在于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在于做了那些本來可以避免的事。他的負擔來自他的那些朋友伙伴和愛人賦予的責任的重壓，他了解他們的秘密，而且他感到有責任保守這些秘密。

    我們一開始在科道爾德學院的會見，我就能看出布倫特略見松弛。但是，他保持著機警，因為他知道有關特殊裝置的一切，我馬上就注意到了電話機被謹慎地移到了廳的最深處。我們在那兒會面的第一個下午，當他走出去端茶時我就注意到了這一點。

    把茶壺的保暖罩取來蓋在電話機上。我大聲說道。

    他笑了。

    哦，不用，彼得。你們決不能用那個玩藝兒在那兒聽到我。

    起初，我在一個小筆記本上做筆記，但是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記下來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不得不設法采用一種暗中記錄談話內(nèi)容的方式。最后，緊鄰科道爾德學院的房子要改裝成現(xiàn)代化的。于是我安放了一個探針話筒，穿過墻通到了布倫特的書房。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測量必須十分精確，才能確保探針放在挨著我們座位的布倫特這一邊的正確位置上。A 處二科安排了一位布倫特的藝術家朋友在我訪問他的預定時間里給他打電話，趁他出去到廳里聽電話時，我用我的卷尺為話筒的安裝做了所有必要的測量。話筒安裝得很成功，并且直到最后，它一直工作得非常出色。

    在我們起初的幾次會見時，我設法形成一種松弛的氣氛。我努力不給他施加太大的壓力，只滿足談論對往事的回憶。他談到了他如何由當時年青而才華出眾的蓋伊伯吉斯的招募，參加了蘇聯(lián)的事業(yè)。對于布倫特，蓋伊仍舊是一個痛苦的話題；他剛在莫斯科孤身一人地死去，他那昔日魁梧強壯的身軀被多年的凌辱壓垮了。

    你會發(fā)現(xiàn)這是難以置信的，他一邊倒茶一邊告訴我，但是任何很了解蓋伊的人，真正了解他的人，都會告訴你他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

    哦，我相信是如此，我說，他只是想要英國成為共產(chǎn)主義！他死之前，你得到過他的消息嗎？

    布倫特神經(jīng)質(zhì)地慢慢喝著茶，杯子和茶托在他的手里微微地顫抖。然后他走向他的書桌，取出一封信給我。

    這是最后一封，他說，你們沒有漏檢它，它是被親手交來的隨即，他離開了房間。

    這是一封凄楚動人的信，相當松散而充滿情緒低落的觀察見聞。伯吉斯談論莫斯科的生活，并試圖把它說得像過去那樣生機勃勃。時不時他提起往日，提起改革俱樂部，提起他們兩人共同認識的人和三十年前他們兩人共享的愛情。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但臨終前他一刻也沒有停止他的呼喚。我讀完這封信時，布倫特回到了房間里，他心煩意亂，因為他知道我能看出伯吉斯對他仍然意味著什么，這就更增加了我的懷疑。我第一次贏得了一個關鍵性的勝利。他第一次撩開遮在臉上的面紗，允許我探視那個把那五人集團緊密維系在一起的秘密世界。

    布倫特是在俄國情報機構(gòu)的全盛期加入這個組織的，這個時期現(xiàn)在被西方反間諜界稱為偉大的非法者時代。一九二八年，警察對倫敦蘇英貿(mào)易公司進行了搜捕，在這次搜捕中軍情五處得以破壞了俄國間諜機構(gòu)的一大部分。在這之后，俄國人得出了教訓，認為他們的合法住宅、大使館、領事館以及類似地點，作為間諜指揮中心都是不安全的。打那以后，他們的諜報人員就改由非法者指揮，這些人如西奧多馬利、多伊奇、奧托、理查德佐爾格、亞歷山大拉多、索尼亞、利奧波德特雷普爾、皮克夫婦、普里基茨夫婦以及克里維茨基等。他們根本就不是俄國人，雖然他們都有俄國國籍。他們都是信奉國際共產(chǎn)主義和共產(chǎn)國際的托派分子。他們搞地下工作，常常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并走遍全世界去物色潛在的招募對象。他們是俄國情報機構(gòu)有史以來最出色的招募者和指揮者。他們彼此都熟悉，相互招募并建立起高級間諜組織，如在英國的五人集團，在中國和日本的佐爾格小組，在瑞士的紅色三人小組，在德國占領下的歐洲的紅色樂團，這些都是歷史上最出色的間諜組織，它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俄國的生存和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