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古希臘的公理化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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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古文化傳統(tǒng)里,法制就是宗教的人間化,宗教就是法制的天國化。我們看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就可以體會出古希臘人那種追求公理的勁頭。他們追求一種普遍和絕對的定規(guī)。這種定規(guī)用于心靈,就成了宗教;用于物質(zhì),就成了科學;用于社會,就成了法制。 不難理解,亞里士多德經(jīng)常把這種絕對和普遍的公理,稱之為“法律”,也稱之為“神律”,顯示出他的公理化思維,一頭連通法制,另一頭連通宗教。宗教、科學、法制,是公理化思維這一根藤上結(jié)出的三個瓜。 英國的李約瑟說過,公理化大傳統(tǒng)源于幾何學,有古希臘人長于造船、航海以及造房子的知識背景。當時的幾何學就是最講求定規(guī)的,比如三角形的勾股定律,放之四海而皆準,還不絕對和普遍?豈能被懷疑?有些公理甚至無須從實踐中歸納,可以依靠邏輯來演繹,比如數(shù)學中的虛數(shù),在實踐中沒有,但就是有用;還有化學元素表,里面有些元素是先驗的產(chǎn)物,先有分子式的推演,后來才被實踐驗證。這些公理還不“神”?這還不是“法”? 歐洲人就是靠這些公理活過來的,因此習慣于信規(guī)則,講規(guī)則,求規(guī)則,守規(guī)則,在中國人看來有點“認死理”,有點“一根筋”,其宗教、科學、法制都有共同的風格,其實也就是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他們的領導人叫ruler,就是管尺子的人,管規(guī)則的人。相比之下,中國人最不“認死理”?!兑住方?jīng)就是講變化的經(jīng),“易”就是變易。佛學到了中國成了禪宗,也放棄定規(guī),所謂“法無定法”??鬃铀闶菆?zhí)著和刻板一點,但也說“權(quán)”是最高學問,“權(quán)”就是權(quán)變,辯證,靈活處事。所以中國的領導人叫“掌權(quán)者”,是能夠把握“權(quán)變”的人。 中國人講孝,但忠孝不能兩全時,孝可以放棄。中國人講忠,但皇帝犯了錯誤時,可以“格君心之非”,還可以像孟子那樣把“弒君”正名為“除暴”??傊遣汇∈厥裁炊ㄒ?guī),重結(jié)果不計較程序,重目的不拘泥手段。孟子還說: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一般來說,中國人最少教條主義,最少機械論,但體現(xiàn)在社會行為上,就是變通有余,規(guī)范不足,就是人治大于法治,德治大于法治。有時簡直太沒有規(guī)矩了,就像毛澤東自己夸耀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無法”,就是沒有法制;“無天”,就是沒有上帝,即沒有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