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炸毀中國東北沈陽的一段鐵路，反誣中國軍隊破壞，并炮轟中國東北軍北大營，日軍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由此開始。9月28日，北平20萬人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對日宣戰(zhàn)，收復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學生請愿，沖擊國民政府外交部。

    一個民族的命運由此改變，鋪天蓋地的巨變卻好像并不影響畢公館里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傍晚，譚央往女兒的嘴里喂著蘋果，畢慶堂坐在旁邊瞄了一眼報紙對譚央說，這些學生就是沉不住氣，著急宣什么戰(zhàn)？還真把東洋人當回事兒??？日本屁大點兒地方，咱們一人一泡尿就能把他們淹沒了！譚央一向不關心時事，也不接話，畢慶堂接著喃喃自語，對了，百貨公司里的日本東西先不能賣了，省得麻煩，過了這段時間就好了，再賣也不遲。

    十月初，從北平來了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畢慶堂先生及太太，寫信人的署名是徐治中。信里面簡短的說他通過蔣夢麟校長的舉薦，南下去黃埔軍校接受教育，信末了寫著慨爾赴國難，為四萬萬同胞而戰(zhàn)，勿念。畢慶堂看罷，埋怨徐治中書生意氣。譚央拿著信怔忡良久，她這一刻才驚覺，原來東北的日軍侵略離自己離上海，并不遠。

    十月末，有人從西邊捎來一箱手工做出來的木頭玩具，是老周給干女兒言覃做的，箱子里還有張便條，說他可能要去北邊了，收拾小日本去。

    趙綾組織學生運動，風聲緊的時候還帶著孩子在畢公館躲了兩天。譚央不知道接下來她的生活中還會生什么變化，她開始注意報紙上的新聞了，為那些遙遠而又迫近的人和事。

    ☆、41.（39）嗎啡

    那本來就不是一個太平的時代，他國的侵略不過是對那個亂世的推波助瀾罷了。上海是時代的中心，卻又脫離于那個時代而單獨存在，這里的男男女女習慣于用報紙了解時事的風云變幻，可最終回過頭來，最關心的還是生意買賣、摩登潮流，以及自己的小日子，畢慶堂和譚央便是這些男男女女中的一員。

    對于學西醫(yī)的醫(yī)學生來說，解剖課是一個轉折，從此邁過、由此開去便是另一番境界，是破繭成蝶的過程。

    這一年十一月，初冬的晚上，畢慶堂把睡著的女兒小心的放到床上，隨即來到書房敲了敲門笑著倚在門框上，大學士，該睡覺了，時候不早了！伏案用功的譚央抬起頭，愁眉苦臉的合上了書，靠在碩大的椅背上，哎，下周一就開解剖實習課了？嗯？畢慶堂投去問詢的目光?？凑娴乃廊说氖w，我，還是心里犯嘀咕的。譚央有些難為情的說。畢慶堂哈哈一笑，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怕呀？怕就不要去了。

    譚央沒理他，xiele氣似的低著頭將書收好放到書包里。畢慶堂來到對面的沙上坐下，笑著輕聲說，沒什么，有了第一次就好了，反正我是看慣了、不怕了，這世上根本就沒鬼神，你記住就是了。譚央點了點頭，想問什么卻欲言又止。畢慶堂狡猾的笑了，對她說，你猜不到！兩個人相視而笑，相處久了，有些話不用問不用說便了然于心，這便是默契了。

    畢慶堂掏出香煙裝上煙嘴，慢悠悠的點上煙，輕聲說，那一年臘月里，我十歲，嘍啰說有筆大買賣，我父親和幾位叔叔就下山去了，我等了很久，后來趴在聚義廳的椅子上睡著了，再醒來就是大半夜了。四周黑漆漆的，嘍啰們全都回屋睡覺了，從他們住的房子走過能聽見高高低低的鼾聲，唯獨，不見我父親和幾位當家的叔叔。隱隱約約的，我能看見后山的林子里有松油火把的亮，我循著羊腸小道往那邊走，都快凍僵了才走到跟前。

    我們的父親、你表叔、陳叔、老馬，還有許二叔，他們六個人在一個大坑前，譚叔叔坐在坑邊喘著粗氣，許二叔正往坑里潑著煤油，坑里有好些尸體，有人的、有馬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死了的樣子和睡著是不一樣的，死于非命，真的很難看，他們都穿著綢緞的衣服，紅的、綠的，被煤油潑濕了，松油火把照著，顯得特別的鮮艷。我父親把手里的火把扔到坑里，騰的一下子，火就燒起來了，一向溫文爾雅的譚叔叔當時瘋了似的喊，你們都不想活了嗎？我被那情形嚇哭了，大家才現(xiàn)我，譚叔叔回過身背起我，頭也不回的走了。

    那個場景、那個味道、那種詭異的氣氛，我這輩子都不會忘，我連著一個月做噩夢，總是那晚的情形。經了那次，再后來走南闖北我再也沒被什么嚇到過。畢慶堂瞇著眼，眼睛沒了焦點，想著屬于他的故事。譚央在他身邊坐下，手放到他的手上，那是哪一年的事？慈禧太后死的那年。畢慶堂不假思索的回答。噢？一九零八年？父親說他就是那一年離開山東來到同里的。

    一周后的一天，下了學，譚央捧著書走出校門，畢慶堂背著手站在校門口。咦，大哥你怎么來了？怎么樣，第一次見死人，怕不怕？兩個人相視一笑，畢慶堂伸手去拿她懷里的書，走吧，說罷挽起她的手，夕陽的金黃色余暉照到他深灰色的雙排扣西服和她黑黃格子的棉布旗袍上，出奇的舒心熨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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