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終于理解到，自己對所謂“第一次”的疑問究竟是什么。

別人說起第一次時，多數只是在陳述另一個男體所帶來的性刺激，而我，卻總在回想是在哪一次之后，讓我確定了，不會后悔，自己喜歡男人，并且接受了這就是我從今爾后的人生？自己到底有沒有過，那種的，第一次？

說不出具體原因，一直覺得后來感情的不順利，跟自己竟然搞出了好幾個第一次的版本有關。

事實上，那幾個輪流的說法并沒有造假，每個版本都確有其事，就算稍有加油添醋，也仍都記載了生命中的某種覺醒，或者，斷裂。

只因為舍不得那幾段記憶所留給我的一種氣氛，每一則都想給予它們“第一次”的記號。

矛盾的是，那幾個這輩子大概不可能再見面的人，把他們當“第一次”來說未免太諷刺，跟他們其實都只有唯一的，和最后的一次。

如此倉皇，也如此嬉鬧地過完了青春，三十四十也晃眼即逝。如今已五十許的我，格外地懷念起曾經苦思著“男人與男人間要怎樣才算發(fā)生過了？”的那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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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終于懂得，每個人如何存活都是取決于他／她記憶的方式。

沒有客觀公正的記憶這回事，所有的記憶都是偏見，都是為了自己的存活而重組過的經驗。

據說魚的記憶異常短暫，大象的記憶非常驚人。

我不知道這是如何測量出的結果。它們并沒有語言可以用來訴說、告白，或是寫回憶錄。也許它們都只是借著表現出或長或短的記憶，作為一種防身的保護色也未可知。

至少我確定，人類是非常懂得這種伎倆的。

我會說，記憶就像是在我們經驗的表面形成的一層皮膚。

經驗是血rou，太過赤裸與野蠻。但記憶卻是如此柔軟輕透的東西，有著適當的溫度與濕度，并從細小的毛孔中，散發(fā)出屬于自己的體味。

有時我會想到萊妮芮芬史達爾（LeniRiefenstahl），那個曾為希特勒所賞識，拍攝過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會這部影史上經典紀錄片的女導演。

在德國戰(zhàn)敗后她始終不改口，堅稱在二戰(zhàn)期間，她對于希特勒進行中的猶太大屠殺并不知情。世人無法接受她的說法，他們譴責她的惡意與冷血，并將她的經典作品撻伐成政治宣傳工具。即使，沒有一個法庭可以將她視為戰(zhàn)犯定罪，她卻永遠活在了歷史的公審中。

某種程度而言，我可以理解女導演為何堅持自己的不知情。不是為她辯護，比較更像是終于能夠了解，明明公開道歉就能息眾怒的事，為何她反把自己丟進了撻伐的火焰？

熱烈地投身導演工作，對此以外的事物，不管是太平盛世或血腥統治，她可能都毫無興趣，亦不曾費心去了解。暴君的崛起與萊妮才華的萌芽，也許是因果，也許只是巧合。她不巧就生錯了年代。在她轉動的膠卷上，他人的命運不過是鏡頭無法捕捉的雪花與流云，落地即融，遇風則散。她剪接著自己拍攝的毛片，再也想不起除了她的電影外，那些年里還有什么值得記憶的事。

如果能夠記得的是青春、才華洋溢、與電影熱戀的自己就好，為何一定要讓所謂的事實，關于死亡、瘋狂與毀滅的油墨濺滿回憶？

我想，這是女導演可能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

矢口否認，未必是睜眼說謊，可能她只是用這種方式給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也許我們也都做過與她相同的事而不自知。

而又我究竟記得什么？

蠢蠢欲動的一九九?年代，不管是精神的rou體的物質的還是情感的，所有不可告人與難以負荷的悲憤，都即將尋著了社會轉折的裂縫后一次潰堤噴涌盡出，無遠弗屆漫竄而不知所終。

那種氣味像硫磺，又像燒干的湯鍋，一陣一陣地冒煙。

一九九?年代，關于這座島的很多謊言都將被毀滅?！傲⒎ㄔ骸崩锊簧醢矊?，校園中言論對立的社團沖突漸漸浮上臺面。時代的變動，不過是舊的謊言被揭穿，新的謊言立刻補位。總有太多不擅說謊的人，在這樣的落差中一跤滑倒，而從此不知道還能相信什么。

野心者都已看到他們可以爭取的舞臺。他們看到從前緊拴住整個社會的螺絲已開始松弛腐銹，大好時機已為所有想翻身者打開了大門，受害者的光榮標簽幾乎來不及分發(fā)。我卻無從感受到那種期待的喜悅。

關于這些可寫入歷史的事件，我一概不記得詳細的來龍去脈了。我想，我患了一種跟萊妮芮芬史達爾相同的失憶癥。因為這是一個盡管可以把錯誤推給歷史共業(yè)的時代，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曾助長過某樁不公義的犯行，所以承認自己是不知情的共犯，或許才是人性化的表現。

大歷史從來都只是少數人的劇碼，如連續(xù)劇一樣演完一檔換下一檔。就算發(fā)生了戰(zhàn)亂，家破人亡，活下來的人不過同蟲蟻一堆，驚嚇之中蠕動四散，繼續(xù)開始覓食筑窩，并且不忘交配，努力繁衍。

時代無論再怎樣地天翻地覆，我仍只能像夏末之蟬一般，緊緊攀住我的棲木，唱著屬于我的記憶。

萊妮芮芬史達爾記得的是她的電影，那是當她走到了人生盡頭，當一切脫落腐朽后，還能夠剩余的核心。

而我記得的是，我的失望。

人生再復雜再深奧的道理，其實最后都可以簡化成兩個字：時機。絕大多數的失望之所以會發(fā)生，則是因為這兩個字：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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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稍早，我才將母親的骨灰壇從南勢角的廟里請回了家。

父親過世剛滿四十九天，這回決定不放在廟里供奉，讓父親和母親都干脆搬回家里，免得再過兩年自己連去上個香都氣喘吁吁感到吃力。當時的打算，以后就把二老帶在身邊，反正自己也無后人供奉，不管將來進了醫(yī)院還是養(yǎng)老院，上天堂抑或下地獄，不如一家人聚在一塊兒，也算彌補了多年不孝的遺憾。

話雖如此，當我面對著擺在客廳中央茶幾上的那一對瓷罐，仍不免陷入感傷。骨灰甕并排端放的景象，讓我憶起小時候大年初一的早上，父母也會像這樣在客廳中整裝坐定，等我上前給他們磕頭拜年……搬回老宅后的這些年，看著數十年屋里沒有更動過的家具擺設總覺得心酸。室內電話形同虛設，一個月里也響不了三四回，我才更明白了人老獨居等死是怎么回事。之后也不在意那電話賬單奪命催繳，無用之物隨它自生自滅。

不料這一日，以為早已停話的骨董機竟然從冬眠復活，鈴聲洪亮，話筒那頭陌生男子開口直點我名，自然十分令人意外。

小鍾，是我！

姚瑞峰……？

突然被那名字啟動的，不是記憶。記憶庫搜尋的電碼傳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