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之子》③，頁九二

    愛情何以必須以故事般的方式演繹？就他的作品看來，有一種愛情如此“一言難盡”，以致只能以最迂回的方式說出?；蛘哒f愛情力量如此神秘，不正如故事般地難以置信？或更存在主義式的，不論多么驚天動地的愛情，一旦說出口，也不過就是故事，或“故”事罷了。

    在《斷代》里，郭強生儼然有意將他的故事更加自我化。盡管表面情節(jié)繁復，他最終要處理的是筆下人物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甚或是前世。小說的標題《斷代》顧名思義，已經(jīng)點出時間的“惘惘的威脅”。以第一人稱出現(xiàn)的小鍾儼然是敘事者的分身。小鍾自知來日無多，回顧前半生跌跌撞撞的冒險，只有滿目瘡痍的喟嘆——一切都要過去了。檢索往事，他理解高中那年一場羞辱的性邂逅，竟是此生最刻骨銘心的愛的啟蒙。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欲是痛苦和迷惘的根源，也是敘事的起點。

    但小說真正的關鍵人物是姚。相對于小鍾，姚周旋在同性與異性世界、執(zhí)政黨與反對黨，還有上流與底層社會間，是個謎樣的人物。他一樣難以告別過去，也以最激烈甚至扭曲的方式找尋和解之道。姚是強勢的，但在欲望深處，他卻有難言之“癮”。小說最后，故事急轉直下，姚竟然和所有線索都沾上瓜葛。如果時光倒流，小鍾與姚未必不能成為伴侶。然而俱往矣。小鍾和姚不僅分道揚鑣，也就要人鬼殊途。

    就此我們回到郭強生一九八七年的《作伴》，那青年作家初試啼聲之作。故事中的主人翁無不帶有阿多尼斯（Adonis）美少年的雙性豐采，而當時的少年果然不識愁滋味。一切的羅曼蒂克不過是有情的呢喃。然而就著二?一五年的《斷代》往回看，我們有了后見之明。原來《作伴》那樣清麗的文字是日后悲傷敘事的前奏，而那些美少年注定要在情場打滾，成為難以超生的孤魂野鬼?；厥兹陙淼膭?chuàng)作之路，有如前世與今生的碰撞，難怪郭強生覺得不勝滄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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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xiàn)代中國文學對同志題材的描寫可以追溯到五四時代。葉鼎洛（一八九七——一九五八）的《男友》（一九二七）寫一個男教員和男學生之間的曖昧情愫，既真切又感傷。廬隱（一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濱故人》（一九二五）則寫大學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點出同性友誼的惘然。以今天的角度而言，這些作品游走情愛想象的邊緣，只是點到為止。主流論述對同志關系的描述，基本不脫道德窠臼。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貴的《重陽》（一九六?）等。后者將一九二?年代國共兩黨合作投射到同性戀愛的關系里，熔情欲與政治于一爐，在現(xiàn)代中國小說獨樹一幟。

    但論當代同志小說的突破，我們不得不歸功白先勇。從六七?年代《臺北人》系列的《那滿天亮晶晶的星星》、《紐約客》系列的《火島之行》等，白先勇寫出一個時代躁動不安的欲望，以及這種欲望的倫理、政治坐標。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是同志文學的里程碑，也預示九?年代同志文學異軍突起。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nèi)绾慰创鶑娚淖髌?？如果并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書，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世代之間的異同。《孽子》處理同志圈的聚散離合，仍然難以擺脫家國倫理的分野。相形之下，郭強生的同志關系則像水銀般的流淌，他的人物滲入社會各階層，以各種身份進行多重人生。兩位作家都描寫疏離、放逐、不倫，以及無可逃避的罪孽感，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總能想象某種（未必見容主流的）倫理的力量，作為筆下孽子們出走與回歸的輻輳點。郭強生的夜行之子不愿或不能找尋安頓的方式。在世紀末與世紀初的喧嘩里，他們貌似有了更多的自為的空間，卻也同時暴露更深的孤獨與悲哀——

    夜晚降臨，族人聚于xue居洞前，大家交換了躊躇的眼神。手中的火把與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較，那點光幅何其微弱。沒有數(shù)據(jù)參考，只能憑感受臆斷。改變會不會更好，永遠是未知的冒險。

    有人留下，有人上路。流散遷徙，各自于不同的落腳處形成新的部落，跳起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

    有人決定出柜，有人決定不出柜；有人不出柜卻也平穩(wěn)過完大半生，有人出柜后卻傷痕累累。無法面對被指指點點寧愿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寧愿一次又一次愛得赴湯蹈火也無法忍受形只影單的人更多。所有的決定，到頭來并非真正選擇了哪一種幸福，而更像是，選擇究竟寧愿受哪一種苦……

    ——《斷代》，頁九十二、頁九十三

    郭強生的寫作其實更讓我們想到九?年代兩部重要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一九九四）以及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一九九七）。兩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繹同志世界的他（她）／我關系。《荒人手記》思索色欲形上與形下的消長互動，《蒙馬特遺書》則自剖情之為物最誘人也兇險的可能。兩部作品在辯證情欲和書寫的邏輯上有極大不同。《荒人手記》叩問書寫作為救贖的可能，“我寫故我在”的可能?！睹神R特遺書》則是不折不扣死亡書簡，因為作者以自身的隕滅來完成文字的銘刻。兩部作品都有相當自覺的表演性。前者以女作家“變裝”為男同志的書寫，演繹性別角色的流動性；后者則將書寫醞釀成為一樁（真實）死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