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艾林案子剛剛開始，我們就意識到這是檢驗軍情五處上層是否被滲透的最好的辦法。如果利艾林能夠幸存，那么我們內部就是純潔的。至少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這段時間內，我們沒有蘇聯(lián)人干預我們行動的證據(jù)。我們現(xiàn)在有五樁間諜案，以及利文林案件和驅逐一百零五名蘇聯(lián)外交官案件，后面兩件案子至少已經(jīng)辦了半年。直到一九六五年底，二十幾年來的每件案子都染有蘇聯(lián)人粘膠般的手指的跡印。我們應當注意霍利斯是在一九六五年退休的。這一秘密只有十個人知道，其中只有外交部常務大臣丹尼斯格林希爾不是軍情五處的，格林希爾是軍情五處的好朋友，我同他有著密切的交往。他也曾在畢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學院讀過書，同狄克懷特和我是同學。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在對法國采取柵欄行動的時候。但當我接管D 處三科時，我們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我定期向他的高級外交官匯報治安情況。

    利艾林不久就對雙重間諜的生活感到吃不消了。布魯克斯和沃頓設法讓利艾林在安全樓里同女友幽會。這種安排是很費力的，因為每次總得有人在室外監(jiān)視室內的動靜，看看是否有緊張和泄密的跡象。利艾林開始酗酒，當他被派回莫斯科的時候，我們決定解除他的苦惱。利艾林本人倒很想回蘇聯(lián)繼續(xù)在那里干間諜這行，我們斷定利文林不可能不暴露。利艾林與貿易代表團有關系，卻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權，于是我們決定在他通過希思羅機場的海關時逮捕他，迫使他住手。

    我們的計劃很快就落空了。一九七O 年二月的那個星期，我住在倫敦。一天夜晚三點鐘，我接到了值班員的電話。

    快點來，我們要開你的保險柜。他說。

    我穿好衣服，叫了一輛出租車到了辦公室，看見托尼布魯克斯正在那里等我。

    我們要解毒劑，他告訴我，利艾林中毒了。他幾小時前因酒后開車被警察逮住，正關在馬爾博羅大街的監(jiān)獄里！

    我打開保險柜，取出一個像工具袋的小圓筒。這是十年前當我結束科學官員生涯時，波頓草原的拉德爾博士給我的。筒里裝著各種已知的克格勃毒藥的解毒劑。每當一名間諜叛逃過來時，我們就把這個圓筒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放在他身邊，要不就鎖在我的保險柜里，沒人愿意一直把它帶在身邊。

    我很快向布魯克斯描述了神經(jīng)中毒和物品中毒的基本癥狀，并告訴他怎樣使用解毒劑。他立即奔到監(jiān)獄看守利艾林，而我則把特別處的副處長從床上叫起來，要他警戒馬爾博羅大街并在他們的地窖里查驗那個醉漢的身份。同時軍情五處的法律處向內務部大臣和總檢查長申請正式對利艾林的酗酒罪免予起訴，軍情五處解釋說如果讓他公開出庭受審，就有被暗殺的危險。

    利艾林叛逃成功為軍情五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自從弗瓊斯當上局長以后，就試圖徹底改變反對力量的均衡。他知道軍情五處所面臨的中心問題是倫敦的蘇聯(lián)諜報人員的數(shù)量占有絕對優(yōu)勢。整個六十年代，他費了很大勁爭取財政部同意撥款擴大軍情五處反間諜工作的能力，但他們卻很不樂意。這樣，他只能在內部重新調整經(jīng)費時對D 處給予某種照顧，然而我們仍比別人少兩倍。愛德華希思當政時，弗瓊斯曾向他呈交了諜報人員大裁減的方案，并引用了情報人員的一些大概統(tǒng)計數(shù)目，這發(fā)生在利艾林叛逃之前，希思的反應是別理他們。外交和聯(lián)邦事務部提出抗議，但我們并不急于這樣做，因為我們需要一些諜報人員來應付蘇聯(lián)人可能采取的報復行動。最后我們同外交和聯(lián)邦事務部終于在一九七一年三月達成了協(xié)議。直到那年秋季我們才采取行動，因為那時利艾林已經(jīng)出現(xiàn)，而我們也不愿意在他叛逃和回國之前驚動蘇聯(lián)人。

    在利艾林的坦白中，他認出幾十個正在以外交官身份作掩護的克格勃官員。然而其中絕大部分我們已經(jīng)從行動分析項目中知道了。行動分析項目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同阿瑟馬丁和哈爾多伊恩迪特馬斯共同建立的。

    估算克格勃的力量是一件經(jīng)常的事，關鍵在于應對敵人情報工作的威脅作出理智的判斷。在我負責D 處三科的時候，我曾根據(jù)維諾納資料對一九四五年的蘇聯(lián)力量作了一系列的分析。雖然我們只破譯了很小一部分通訊，但通訊總部估計出在英國活動的間諜總數(shù)在一百五十個到三百個之間（這種統(tǒng)計分析使用的是高級密碼分析專家吉古德發(fā)明的一種方法）。到了六十年代，通過對維諾納的初步分析和把叛逃者如布倫特和凱恩克羅斯所提供的情報同我們自己的護照記錄進行對比，我們相信在一九四五年倫敦有四十五到五十名蘇聯(lián)諜報人員，其中大約二十五人是指揮人員。把這個數(shù)字除以維諾納所提供的間諜數(shù)，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中間數(shù)，即每個指揮人員控制八到九名諜報人員，這恰巧同一周lsquo;維諾納通訊所指出的情報正好吻合，那周的維諾納表明，克羅托夫指揮著八名間諜。

    現(xiàn)在的問題是怎樣根據(jù)這些數(shù)字來推斷現(xiàn)狀。六十年代后期，行動分析項目指出，在英國活動的蘇聯(lián)諜報人員在四百五十至五百名之間。但指揮人員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即使我們認定在這二十年中指揮人員的數(shù)目不變，仍在二十五名左右，而其余的人則提供掩護、反監(jiān)視、內部保安和分析，那么我們仍面臨著一個重大問題。這意味著現(xiàn)在英國有將近二百名間諜在活動。如果我們把以同樣數(shù)量增加的指揮人員同擴充的諜報人員的數(shù)目加在一起，那這個數(shù)字就更駭人了;英國有一千多名間諜！誠然這些間諜中的大部分成員是在英共內部和各種工會組織內的低級聯(lián)絡人員。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滲人像霍頓和瓦薩爾所在的階層中，后果就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