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紀匈奴大帝國橫掃歐亞大陸以前，匈奴人知道織布、鑄鐵、造車，卻不知道文字如何書寫（見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比較而言，中國是文字的早熟國家之一，三千多單字在公元前的戰(zhàn)國時代已經(jīng)定型，足以讓先民們對人情與事情的琢磨日漸其深。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實現(xiàn)“書同文”，使表意的漢文字貫通眾多方言區(qū)，建構出一個巨大而統(tǒng)一的符號網(wǎng)絡，為后來一次次維系國家之完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技術條件。

    是文字促成了中國造紙術的發(fā)明？還是造紙術促成了中國文字的進一步發(fā)達？這一問題不易確解。但不管如何，東漢宦官蔡倫在公元一零五年改進的造紙方法幾乎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文字的廣泛運用成為可能，使文字不再為王室和貴族所壟斷，也不再成為他們氣喘吁吁的艱辛之物——想想看，當時臣子東方朔給漢武帝寫一奏章，所用竹簡竟要用兩個人才能抬進宮去！

    “蔡侯紙”代表的群體性發(fā)明過程，最晚也始于漢初，有甘肅省天水放馬灘、敦煌馬圈灣、敦煌甜水井出土的西漢紙為證。這帶來了世界上第一次信息爆炸，也是中國理性認知的一次大規(guī)模突飛猛進。文風大盛，文運大興，連鄉(xiāng)村中也學館遍地，數(shù)以萬計的讀書人冒出來，形成了強大的“士族”，取武士和貴族而代之，成為了社會中新的強勢階層。與此相聯(lián)系的另一個連鎖效應，是官辦“太學博士”的出現(xiàn)，開辟了讀書人進入政權的通道，雖然還沒有完全取代察舉制，但已確定了文官政治的走向，浮現(xiàn)出科舉制的雛形。知識的新領域一個個也在被開拓：醫(yī)學（張仲景等）、天文學（張衡等）、文字學（許慎等）、自然哲學（王充等）、史學（司馬遷、班固等）以及道家各種方術，群星燦爛蔚為大觀，完全重寫了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連文學也成了一件求真務實的工作，司馬相如和揚雄的漢賦，取材廣博，“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寫山川草木之狀，極鋪陳白描之能，完全有地理學、生物學以及其他學科的濃厚興趣，如同一部部文學化的百科全典。

    漢語思維的成年期已經(jīng)到來，反過來也以格物致知的旺盛需求，極大提高了漢語的抽象化程度。隸書在這個時代應運而生，成為今文經(jīng)學那里流行的“今文”，是一種方方正正、結構有序、筆畫簡便的字體，已經(jīng)大幅度蛻去了甲骨文和篆書的原始象形痕跡。各種理論也不再是政治經(jīng)驗和道德經(jīng)驗的零散心得，不再呈現(xiàn)出前理論的初始樣式，比如孔子的語錄體、莊子的寓言體以及《易》的象數(shù)體，而走向了一個個邏輯思辨的浩大工程：經(jīng)學。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jīng)學家們，發(fā)展了一套中國式的邏輯思辨，表現(xiàn)出集儒、墨、道、法等各家之大成的學術大雄心和知識大胸懷，展開大規(guī)模的理論生產(chǎn)，著述動輒數(shù)十萬字乃至百多萬字，是繼中國的政治統(tǒng)一以后第一次著手的文化整合。

    這當然還只是一個開始。漢代開始的整合可以說一直持續(xù)到十個多世紀以后的宋代理學——那時畢昇又發(fā)明了活字印刷，實現(xiàn)了文字使用量的再一次爆炸，最終完成了中國從“紋治”到“文治”的轉型，即文化從象符主導到字符主導的轉型。

    有意思的是，宋代是中國萬象繽紛的時期，是象符空前活躍和豐收的時期。農(nóng)耕社會的物產(chǎn)豐足和商業(yè)繁榮，使陶瓷、絲織、雕刻、建筑等等都有極盛表現(xiàn)，書畫、演劇、音樂等等亦迅速擴展為大眾性消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曾這樣描繪當時的京都：

    坊巷院落縱橫萬里，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房酒店……夜市直至三更才盡，五更又復開張，如耍鬧去處，通曉不絕……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diào)弦于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環(huán)區(qū)之異味悉在庖廚……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這種揮霍奢靡的生活景觀令人震驚。當時的“宋詞”代“唐詩”而興一項，足以證明文學已經(jīng)更多脂粉氣，流向了梨園和青樓，亦證明了文士與優(yōu)娼的廣泛聯(lián)系，還有音樂的普及程度。重要的區(qū)別在于：此時之“樂”已非先秦之“樂”。先秦之樂深藏于宗廟和宮廷，鐘、罄、琴、瑟等樂器都大型化和固定化；宋代之樂則已擴散市井，琵琶、三弦等樂器也趨向小型化和便攜化（據(jù)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樂器的這一歷史性嬗變，證明了“樂”已逃離統(tǒng)治集團的掌控，不再是荀子那里“別尊卑”、“施賞罰”以及“禁暴勝悍”的教化工具。恰恰相反，此時的音樂已經(jīng)下滲基層，入俗隨眾，甚至妖聲艷調(diào)yin詞浪曲過把癮就死，如理學家周敦頤所警告的：音樂功能已不再“平心”而是“助欲”，不再“宜化”而是“長怨”（見《通書樂上》）。

    在某些人士看來，這種變化已經(jīng)構成了對禮教的巨大威脅，已經(jīng)與“禮”構成了尖銳的對立。

    一個文化的更年期悄悄臨近。宋代理學家們紛紛“卑藝文”，連歷來傳統(tǒng)深厚和名分高貴的詩歌，因為與音樂有親緣關系，難免世俗聲色的感染，也開始讓他們惴惴不安。程頤斥詩歌為“俳優(yōu)”與“閑言語”，朱熹則發(fā)誓“決不作詩”。在他們的心目中，作詩也是“玩物喪志”和“耽于聲色”，屬道德敗壞之舉。文字之外的感官活動，物質世界的千姿百態(tài)，即便可以用作前理論、前文字、前語言的直覺隱喻，但太容易讓人意亂心迷，太容易偏離儒家的政統(tǒng)和道統(tǒng)。為了實現(xiàn)“存天理滅人欲”的偉大目標，他們不得不重“文”輕“象”，不得不求助文字來建立認識屏障，以文字清洗人體內(nèi)各種危險的感覺勃動，制造出人欲的禁鎖。他們是一些讀書人，是掌握了造紙和印刷兩大技術的讀書人，文字是他們最大的優(yōu)勢和法器，因此被他們奉為唯一的意義載體。

    從此，“知書識禮”成為高士的不二法門?！爸浴迸c“立言”是君子的畢生使命。他們挾萬卷經(jīng)綸投入偉大而艱難的“文治”，成為一群中國式的文字中心主義者，中國式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trism）者”。

    周敦頤及時提出的“文以載道”，在這一層意義上可以得到更多理解：不光是道德崇拜，也是文字崇拜。